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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世敏 教育心路

每天都这样,快乐来自与教师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来自与书为伴。

 
 
 

日志

 
 

李真的堕落与忏悔  

2017-06-06 19:12:57|  分类: 法治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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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年4 月7 日星期一
  1 、祸起信用卡
  自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在他38岁那年,被中央纪委“两规”了,接着由检察机关逮捕。
  那是2000年,新世纪、新千年开始,举世欢庆的时候,他却被孤独地带进一间屋子里。除了谈话,就是有人轮流看着他,以防他接受不了目前的处境而有所不测。
  他不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开口,顶着。
  所以他很憋得慌。他就哼歌儿。哼歌儿并不等于有好心情。
  按理说,他一个正厅级干部,用不着中央纪委去“两规”———这是党内纪律,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讲清自己的问题。但是李真太特殊了,他曾经一度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的职务,却又没有安分守己地当秘书,而是利用秘书的地位,上上下下编织了一个很大的关系网,形成了一种能量和权力大于职务的局面,成为“特殊秘书”。所以,他的问题就得由中央纪委来解决了。
  具体来解决问题的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除了中央纪委的同志,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同志参加。
  中央纪委来的是第六检查室的同志们。
  六室主任朱保成是坦克兵出身,身材不高,但精干有力。坦克兵不能选大个子,因为需要坐在狭窄的坦克里冲锋陷阵,个子大了活动不开。这位身材按坦克兵打造的朱保成,作风也是坦克兵式的,扎实稳妥,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六室副主任范志刚,此人高个子,一表人材,能言善辩,将由他向李真宣布“两规”的决定。但能不能把李真顺利“两规”,还是个问题。李真事先已经有所觉察。他的关系网是畅通的。早在中央纪委对他外围调查时,他就知道了。特别是1999年底到2000年初,他的消息非常准确,开始把大量钱物向境外转移,并与人订立“攻守同盟”。他知道是在查信用卡的问题。
  他是1994年初开始使用信用卡的。有一天他碰到了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经理张某,说:“现在用现金不方便,不像你们企业用信用卡方便。”张某说:“办个卡不就行了吗?”李真说:“行。”张某说:“回头我给你办个公司的卡。”李真说:“可以。”然后又笑呵呵地补充说:“回头我把花的钱还给你。”意思是从信用卡上花去多少钱,最后我会还给你的。
  办卡得用身份证。过了一段时间,李真的情人李军把一张名字叫“韩叙”的身份证给了张经理。张某看着那张身份证,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很精明的小伙子的照片印在上面,这就是李真本人。出生日期也是李真的真实出生日期,即1962年5 月29日。只有名字不一样。后来李真解释说:“我是怕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认出我来。”他经常出入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当然不想被人认出来。
  张某只在卡上打了1 万元,李真很快就消费完了,打电话让他续款。他就陆陆续续地往卡上续款。李真觉得这个人很小气。可是自己对张某企业的支持却是不遗余力的。
  他每年都要陪着省、市领导来视察、参观秦皇岛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然后就陪同领导们到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看一看,说公司的好话,请求给予支持等等,提高了企业形象,带来了无形资产。除此之外,公司还在李真的帮助下,买下了周围的一个锅炉房。
  到了1999年3 月,风声有点紧了,再说他那时早已当了省国税局长,什么样的消费也不成问题了,他就把那张卡让李军还给张某了。过后见着张某还笑呵呵地问:“卡花了多少钱?”张某说:“10来万。”李真说:“我回头给你们钱。”
  他总是不忘记提给钱,证明潜意识里是害怕的。
  可是又总是下不了决心,不把钱真的拿出来。进钱容易,出钱难。
  到了这一年的8 月份,风声越来越紧了,不允许他再犹豫了,他打电话让张某到他家来一趟,越快越好。张某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家庄,来到他家里。等李军带着孩子进了卧室,公务员倒了茶水退下去之后,李真才说:“那张卡你是怎么办的?”
  张某说:“办的公司卡,财务上有账。”
  李真很不高兴,公司卡,财务上有账,一查不就露馅儿了吗?便大声说道:“公司卡!把钱还你们就是了。妈的!当时我就不该办这个卡,惹了这么多事!我不就用你们点钱吗?我把钱还给你们。你叫财务给我打个收据,把时间往前写,算我还卡的时候同时还的钱。如果有人了解情况,就说我3 月份,在秦皇岛税务培训中心宾馆还的。”
  张某说:“行。”“他妈的!现在小人整我,要加小心。”转身接了个电话,“你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了。”“回去把财务账给我处理好喽!”“行。”
  李真随手拿来一个报纸包,打开让张某看,说:“这是十万五千块钱,还给你。现在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有人问就说这是我的稿费。”
  他说他写的论文,出版后给了他20万元的稿费。
  过了几天李军到中兴公司拿收据,并且说光有收据还不行,还得让公司出个证明。张某说证明怎么写,她就打了个草稿让他抄。出了证明,又把剩余的5 千多元还给了李军。
  过了不久,李真又给张某打电话,让他再来一回石家庄。张某说今天公司开会,得晚上才能走,后半夜才能到。李真说后半夜就后半夜。凌晨两点多张某到了石家庄,让司机到宾馆睡觉,自己开车去了李真家。李真穿着睡衣,在卧室里接待了他,还给他倒了一杯茶水。规格很高了。
  “路上还好走吗?”李真问。张某说:“还可以。”
  李真说:“现在风声紧,有人去调查你们公司吗?”
  里去,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马上会见他,他便大发脾气。
  第二章
  年4 月8 日星期二
  2 、“两规”的日子刚开始
  张某说:“没有人来查。”
  李真说:“收据不是改在3 月了?那好,如果有人来查,就按条上写的说,这样就一致了。”
  张某说:“行。”
  李真又说:“这事我已经和组织上谈了,也没有什么事情。现在还有许多人在整我。如果有人调查,你事先告诉我一声。”
  “行。”
  像这样的“攻守同盟”订了不少。过去忙着索贿,现在忙着擦屁股。
  这时候,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已经在北京有关商场、饭店、银行查找了数以万计的账单,从中取出了李真收受他人3 张信用卡用于个人消费的扎实证据。
  风声越来越紧了,他已经知道“有人在鼓捣我”,决定3 月2 日去北京找人,把事情摆平。可是还没等他行动,中央纪委就对他实行了“两规”:规定的时间是2000年3 月1 日,规定到达的地点是石家庄市某招待所。
  他有点害怕了。但表面上很镇静。
  范志刚副主任说:“根据中央纪委领导的批示,按照有关规定,今天请你到指定地点,在指定时间将有关问题说清楚。你是党员干部,要配合组织的工作。”
  李真回答:“好的。”说得很平静,很大度。气氛是严肃的,但也很亲切。一下子走到边缘,就要踏进犯罪的人,在这时都会感到组织的亲切。但这种亲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了,组织不会原谅他,他也不会向组织讲真话。回想起来,自从加入组织那一天起,他就没有向组织讲过多少真话,连出身和学历都有许多虚假的成份。可是组织却很重用他,步步高升。真有点对不起组织。现在好了,开始算总账了。他立刻警觉起来。范志刚说:“按照规定,请将携带的手机等物品交由我们保管。”李真说:“好的。我将手机和BB机交出。其他没带什么东西,家里和办公室的钥匙我都
  不带。“他显得很沉得住气。
  下面接着问他在遵守党纪政纪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就沉不住气了,他就来了情绪。
  办案人员还没着急,他先着急了。
  他说:“在‘三讲’过程中,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我都讲过了,主要是工作方式和批评人严厉的问题。你们找我之前,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如果外界知道你们找我谈话,反映一定很坏。近几年河北对我的传闻很多。你们觉得我有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好了。”
  态度很不好,而且很狂。
  他的确有狂的理由。他在河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上上下下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些干部的命运。有一次,他到一个市里去,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马上会见他,他便大发脾气,说不是我安排你们的时候了!坐上车就走,吓得班子成员也都坐上车在后面跟着,一直把他送到下一个城市。
  所以他断定,外界如果知道他被“两规”,肯定会有反映,不过不一定“很坏”罢了,人们早已对他怨谤四起,很希望上边能管管他呢。
  范志刚仍然耐心让他讲问题。
  他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自己会为自己负责的。别人出于其他目的对我进行攻击,那是他们的事。河北情况很复杂。”
  是的,河北情况很复杂。李真就是复杂的一个主要因素。
  李真的问题由来已久。几年以前就有人不断举报揭发他的问题。就因为河北情况复杂,投鼠忌器,而没有动他。出于这种慎重的考虑,外围调查的面也就不宜很大,有一个等待时机的问题。
  根据群众举报,李真有参与经商、收受贿赂、干扰办案、嫖娼淫乱、政治欺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次立案之后,凡是专案组重点调查的问题,都证明是存在的。
  例如受贿一部凌志轿车和妻子柳絮出国问题,在群众的举报中最为明显和突出。李真得知有人举报他这两个问题后,急忙作了许多掩饰,但最终还是查明确有其事,而且其中牵扯的问题远远超出举报的范围。
  其实一部轿车和妻子出国留学定居在他的巨额受贿中不过是两个小插曲,并不是问题的要害,但是却被别人知晓了,掌握了,向上级举报出来,最终导致了李真的灭亡。
  如果没有这两宗事,也就是说,李真做得再谨慎一些,严密一些,他就可能暂时暴露不了。
  但是人们自信地说,李真早晚会暴露出大问题。是个疖子就得出脓。已经把他看透了。
  看透了什么?就是一个人腐败堕落到一定程度,他就收不住了,谨慎不了啦,严密不了啦!他是艺高人胆大,什么也不怕。他已经不会把握分寸和度了,也认为没必要把握这个了,脚面的水平趟了。什么叫贪婪无度?这就叫。如果他还有羞耻感,他也许会谨慎和小心一些,但是他没有了。
  他给甲打电话:“帮我选部车。”话一出口,觉得不妥,赶紧补充说,“我的朋友,做买卖的,想买一部车。”
  瞧,在不谨慎中也有谨慎。但是甲根本不接受他这个掩饰,挑明了说:“你买车干什么?”
  他回答得滴水不漏:“我朋友买了车,我的朋友可以坐,我使着也比较方便。”
  但甲心里明白,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蠢啊,你一个省委秘书,还缺小车坐吗?这不是明显地授人以柄吗?你哪儿有钱买车,不是受贿又是什么?但李真认为这是顺手牵羊的事,不牵白不牵。
  给他这只羊的人是乙,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1993年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李真以省委办公厅秘书的身份多方活动,使乙于1994年1 月被无罪释放。
  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
  第三章
  3 、受贿凌志车
  乙觉得要把对李真的感谢落实在行动上,就对他说:“李真,有时候你不随领导去北京,没有车,不方便,我提供一部车给你。”
  李真说:“方便不?”乙说:“绝对没问题!”
  他显得有点财大气粗似的,因为他是经济干部,在政界“要员”面前,不能丢份儿,要不人家凭什么能看得上你,还费力气保你?人家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你是经济实力的代表。各有各的优势。互相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好了,“优势互补”,就是好兄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给部车是应该的。
  他们在操作这种事情的时候居然一点也没想到会有危险。甲通过朋友给李真买的这部凌志轿车花了62万元,乙按李真说的账号把款打了过去。这些钱如果只是在账号上转,别人是很难发现的,只要他们不起内讧。可是他们把它变成了一辆小轿车,这就为群众监督提供了极大的可视性。
  人们看到了这部漂亮的赃车,知道谁坐着,谁开着,去什么地方,停放在哪里。有人留心这个。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是一种好现象。说是群众监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立面的监督。群众哪儿有时间总盯着这个?只有对立面有时间。
  专横跋扈的李真能没有对立面吗?“对立面”不是个反义词,你不好,我跟你对立,难道不应该吗?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很清楚,总说有人在整我。
  这就对了,都怕你,没人监督你,事情不是更糟吗?
  有了车,李真很高兴。在自己北京住宅的院子里,停着一辆自己的轿车,的确很惬意。他在楼下喊李军快下来看!李军就下来了,那是一辆崭新的黑色凌志轿车,但李军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一道印儿,便指给他看,李真抱怨说:“甲开我的车了!”显出主人的样子,虽然是抱怨,但心里特别舒服。
  紧接着就为舒服付出了代价。
  有人写信举报车的问题。他的信息是很灵通的。他对李军说:“必须赶快把车处理掉。”此后他就一直否认有这件事,即否认有私人小汽车,说举报信是无中生有,连他最好的朋友吴庆五问他:“到底有这事没有?”他也回答:“绝对没有此事!”这时候他已经把车卖给卢鹰了。
  卢鹰是大野集团总经理。报人出身,却极会钻营。李真的前妻柳絮后来到卢鹰的大野集团工作。她到新加坡以留学的名义去定居,就是大野集团出的费用,算公费留学。群众举报了这个问题。
  李真的目的不在于留学,而是要通过柳絮把钱财转移到境外去。不过1997年他和柳絮离婚了,钱财的转移又有了别的渠道。
  卢鹰是必须买李真的车的。李真把他叫到家里说:“我的朋友那儿有一部新的原装进口的凌志400 型轿车,价格是62万元,你把这部车买了。”
  卢鹰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大野集团刚刚买了3 部同样的凌志400 型轿车,每部价格才45万元。
  李真很高兴,马上挂电话联系“那部车”,并把接收汇款单位的名称和账号告诉了卢鹰。
  卢鹰回到单位就把钱打过去了。车提回来一看,根本不是新的,而是翻新的。但越是吃亏,卢鹰心里越高兴,用他的话来讲“李真是个权势人物,我一个外地人在石家庄搞项目早晚要用得着李真,所以别说李真要62万元,就是报价再高,我也答应,根本不能讨价还价。”
  一部汽车使很多人得到了满足。甲为朋友帮了一次忙。乙报了救命之恩。卢鹰在权势人物面前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
  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他得好好地擦屁股。
  他找到吴庆五说,接受乙一辆轿车的事,的确属实。吴庆五大吃一惊,原来那么否认,不对他讲实话,现在为什么又讲实话了?
  因为需要他出马了。
  李真说:“如果这件事查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是个问题。他们感到问题越来越多了。
  从1999年底开始,李真不断地找吴庆五商量事情,因为被举报的信息不断传来,他需要不断地应付,不断地想对策。拆东墙补西壁,拆壁补壁。好多事都是他、吴庆五和乙一起干的,而乙跑到外国去了,所以只能找吴庆五商量。
  不过凌志车这件事是他和乙单独干的。
  李真说:“庆五,你尽快和乙联系上,让他承认这部凌志车是他公司买的,以后不用了,就通过北京的朋友卖了出去,这部车与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
  吴庆五说:“好吧。”
  不久,他就在电话里把李真的意思告诉了远在国外的乙。
  乙说:“既然李真让我这么说,我就这么说。”
  然后吴庆五就告诉李真说:“我已经和乙联系上了,把你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讲这事由他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请你放心。”
  这时候李真已经不太容易放心了。放心下这个,放心不下那个。八个油瓶七个盖,盖来盖去盖不全。他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走到这步田地。
  腐败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他被“两规”了。角色的转换非常之快。
  青年得志而形成的傲慢,在“两规”初期是很难去掉的。好像是井落在吊桶里了,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就显得很不适应。他不仅哼歌,还要求看电视。
  电视不能给看,说还是把看电视的心思和时间用在思考问题上吧!
  思考肯定是少不了思考,只是不交待问题。他在等着外面有人救他。他不是救出过乙吗?乙是肯定救不了他的。但有人会救他,可是没有结果,他一直不能离开这里。
  中央纪委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检察机关对李真采取司法措施。
  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第四章
  4 、要工程总造价的六个点
  因为他是河北省人大代表,所以对他的逮捕是经过河北省人大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提请许可逮捕后,才执行的。
  时间是2000年3 月30日。
  他的企图得到“营救”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打击。
  掉下井里,鼻子是钩不住的。
  但仍然不交待问题。不能就此认输。他进行了超乎常人想像的持久的抵抗。
  当然他最终还是沉痛地写下了《心灵的忏悔》。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下。他写道:“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这真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哀叹!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就这样夭折了。
  他于1962年5 月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1981年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果树场当教师,后又到张家口市电子研究所、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调任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办公室主任,1990年至1993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1994年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1997年任局长。前后没用几年,就裤衩改背心———上去了,成为“省委和总局的双重后备干部”,发展势头很不错。
  “曾被多少亲人和朋友引以为荣”,他写道,“哪知道却是一棵受了病害的苗子,在权力、荣耀兴盛之时,我却因经济犯罪走进了监狱的大门”。
  因为他从根儿上动摇了。根儿都没有扎牢,还不得夭折吗?
  根儿是什么?根儿就是吸收精神营养的大脑。
  大脑不是一个人的梢儿,而是一个人的根儿。
  与植物正好相反。大脑里观念、信念的东西坚定了,人就坚定了。平时我们所说的“站稳立场”,不是让你用脚去站,而是让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他没有站住,他就夭折了。他为什么没有站住呢?他吸收的营养不对。营养就是信仰。他把信仰这样的大问题搞错了。灵魂不再纯洁了。
  他在《忏悔》中写道: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而是对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共产党完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他认识了丙。那是1995年,丙是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要承揽某市百货大楼装修工程,求李真向市领导打个招呼。李真就用电话跟市领导说了一下,说北京有个好朋友想干百货大楼的工程,并且把这位朋友丙的来历说明一番,那来历是很不简单的。领导说,找我吧,没问题。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李真说,我平时和那位领导也没有什么往来,更没有经济上的关系,但看在我这省委秘书地位的份儿上,肯定是要帮忙的。
  丙带领施工队到了某市,领导请他们吃饭,然后介绍给百货大楼的经理,工程就承包给那个施工队了。完工后,丙在北京跟那个施工队的吴经理一起吃饭,吴经理说:“工程没赚什么钱。”丙说:“都是朋友,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啊!”几天后吴经理给了丙15万元。
  丙把这15万全部给了李真。他是为了下一次再从李真那里揽到工程。
  李真尝到了甜头。
  1996年夏,丙带着某工程局的项目经理李某来到石家庄,想要省国税局办公大厦的工程,但来了一看,大厦已经封顶了,没有工程了。李真说,我也没有办法了,只能看别的工程了。说话中透出还要在北戴河建一个培训中心。这时候李真已经是省国税局的副局长了。
  过了不久,丙找到李真,要这个工程。李真先不说给不给工程,而是大谈工程质量的要求,要甲级资质的施工队等等。丙一一保证,说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放心”应该是一语双关的,一是工程质量没问题,二是吃“回扣”没问题。而前一个没问题,正是后一个没问题的保证。所以李真才要大力强调。越强调越是证明他想把这个工程给他。第一次合作是很愉快的,这一次的合作保证更让他愉快。这一切意思,都在“放心”二字中体现出来。
  李真感到安全系数还可以,就答应把这个工程给某工程局。丙很高兴,但李真的“进步”也很使他吃惊。第一次李真没提要多少钱,你看着给就行了。这次李真居然成了内行,说要6 个点。丙一愣,这真不少,工程总造价6 %的提成,这个工程预计造价2500万元,“回扣”就应该是150 万元啊!但丙二话没说,立刻答应了李真,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并且说:“今后多帮我联系些工程,中介费你多拿一点,我少拿一点。”李真说:“不用多给我了,给我一半就可以了。”就此制订了“游戏”规则。
  李真为什么要给省国税局在北戴河建个培训中心呢?可以写到书面上的理由当然很多,但李真有自己的想法和用途,只是不好摆到桌面上来。
  1996年夏,他到北戴河,住在国家税务总局培训中心,总是感到有诸多不方便,不自由。秦皇岛市副市长来看他,他就提出建一个培训中心的问题。副市长说,正好有一块空地,离京沈高速公路很近。
  他回来就把建培训中心的想法跟当时的省国税局郑局长说了。郑局长就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研究。郑说这块地比较低洼,不适合搞建筑物。但李真说没关系,可以建。其他局长也都同意李真的意见。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意一把手的意见,但在省国税局有点特殊。
  散会时李真安慰一把手说:“郑局长你就放心吧,这事我一定弄好。”当年11月份签订了施工合同。
  下期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
  第五章
  5 、大师没算对
  12月份一开工,李真就催丙,说已经开工了,该兑现了。
  这又是一个进步,先把好处费拿到手。
  丙就让那边汇款,然后给了李真75万元。后来工程又追加了1000万元的造价,丙就陆续给李真增加钱,最后达到105 万元。
  李真坚决而持久的对抗,对专案组是一个考验。
  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向群众交不了账。
  向上边更交不了账。初步调查李真有严重问题才立了案,怎么专案组却不能把问题一项项地查清落实呢?那就反过来证明李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赶快放人吧!
  能放吗?不能放。不放,又没有进展,这算怎么一回事?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纪委六室副主任刘森在思考着,谋划着。他是“文革”前入学的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计算精准,给善于杀伐决断的朱保成主任当副手,可谓黄金搭档,最佳人选。
  但是,“计将安出?”一个多月过去了,李真就是什么也不说。
  审讯人员都是从全国抽调来的精英,是“多国部队作战”,轮番上阵,却在李真这个顽固堡垒面前受阻。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时陈晓颖还在外围执行任务,取个证,追个人什么的,没有机会到审讯核心中来。
  李真倒比一开始放松多了。
  他是个人物,专案组对他的审讯格外慎重。逼供信当然是不能搞的,其他方面也比较宽松,惟一可以紧镙丝扣的就是政策攻心。可是李真在这方面为了以防不测,提前搜集积累了许多经验,心术已定,软硬
  不吃。
  专案组的攻心战也不弱,大到过硬的道理,小到细微的人情,都跟他讲了,但就是穿不透他的心理屏障。
  这个屏障很厚实。他不相信自己就这么完了。
  他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 月2 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 月1 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参加,只有他有资格。
  中央纪委的同志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石家庄的,向省委宣布了“两规”李真的决定。
  这个工作做得很隐密,除了省委主要领导知晓外,还有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知道。是侯磊为上边来的人安排的住处。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走漏的。在对阵双方都认为河北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侯磊是最得上级信任的人之一。
  他是个白面书生,笔杆子出身。先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在全国开创了信息工作的先河,后又到保定任市委书记,政绩卓著,并著有《“一把手”论》,成为许多领导干部案头摆放的教材。1995年调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廉洁从政,疾恶如仇,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他讲究斗争策略,不把激烈写在脸上,善于打“堑壕战”。
  如果说“黑脸”最突出的特点是刚直不阿,那么他这张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则是谋略、胆识和智慧。
  “白脸”,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
  检察官的身份加上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使侯磊成了李真的天敌。李真坐着轿车向省委大院驶去的时候,想到了侯磊,想到了来自侯磊方面的威胁。
  他掏出手机给北京的一位懂易经的大师打电话,他问:“下午会不会出事?”要求大师立刻卜卦,立刻回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粪箕子扣屁股上———等着使(屎)呢。
  自从他知道中央纪委调查他的问题后,曾多次找这位大师算卦,预测吉凶。一次他问:“我会不会出事?”大师算后告诉他:“有牢狱之灾。”他又问:“牢狱之灾能不能躲过去?”大师问他:“你的对手是谁?”李真说:“侯磊。”大师算后说:“可能能躲过去。侯磊上面有贵人,你上面也有贵人。你上面的贵人比侯磊上面的贵人大,能躲过去。”
  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李真当时很得意。但是,真能逃过去吗?现在到了节骨眼儿上,必须请大师再敲定一下。过了一会儿,大师卜卦完毕,把电话打了过来,肯定地说:“下午没事。”
  李真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驱车进了省委大院,先到别的省委领导的办公室打探了一下消息,见确实没有什么异变,才去了叫他“开会”的地方。
  他一进门就笑着对通知他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说:“开什么会呀?”
  省委负责同志严肃地说:“中央纪委的同志找你核实几个问题。”
  巴掌大捂不过天来。贵人哪里去了?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第六章
  6 、不愿当“0.5 %”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部分有一定地位的人的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奢豪,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关系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部分人就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算违纪,恐怕部分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动交待出来了?还不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部分人才能维持住局面。
  少数腐败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今天,少数腐败干部有没有急民所急,忧党所忧?他们也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他们也都要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元钱,就激动地流泪。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有的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 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的0.5 %。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账,这里面将近有一半是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这还不算存在国外的钱,按这个数字算,你说有多少人有问题吧?如果按照收受2000元钱就给予党纪处分,收受5000元检察院就立案的话,部分干部肯定在这个面上,这是相当可怕的。”
  他不想去充当那“0.5 %”,还想同别人一样随大流。因为两者在捞取的钱财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多点少点罢了,但是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一方是阶下囚,一方是座上客;一方是专政对象,一方是大权在握。这太不公平了。
  专政对象的一方,正如他自己所述说的那样:“和被关押的地痞流氓等其他人犯没区别,要把监规背得烂熟,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睡20多个犯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
  大权在握的一方,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
  他就是突然间从一方而转入另一方的。所以还要想办法转回去。否则一切都完了,只有死路一条。
  “胡长清、成克杰一出事,我倒真有点害怕。”他说。
  这是必然的,不害怕才怪,谁都怕掉脑袋。所以绝不能走到那一步,要死死地顶住,面疙瘩补锅——抵挡一阵儿是一阵儿。
  “再说许多关系已铺好,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说。
  有落网的鱼,也有破网的鱼。在网外面的鱼不是更多吗?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
  在玩“工程游戏”中,李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工程质量不能差,不能搞成“豆腐渣工程”。钱到了手不能完事大吉,不能丢下工程就不管了。李真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办这种蠢事。相反他对工程更加关注了,不能因为个人吃了“回扣”,就影响工程质量。“回扣”是按照规矩应该给的。这里不存在吃了人家嘴短的问题。他的嘴很硬,到了工地上,看哪不顺眼就批评。他好几次来北戴河,监督工程质量。
  这个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说是某工程局承包,实际上是一个叫泛华集团的黄某干的。他为了得到下一个工程,干得很卖力气,连非常挑剔的李真都挑不出大毛病。他给李真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但他留给丙的印象可是太糟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某是具体出钱的,出得不太情愿,一拖再拖。这一点李真不知道,他只看到工程干得不错,“回扣”也及时给了,足额6 %,然后他得3%,丙也得3 %,这还能印象差吗?
  其实丙根本得不到3 %,追加造价那部分“回扣”,黄某一直还欠着。羊毛出在羊身上。工程款是固定的,丙这里要“回扣”,别的人要好处费,经一道手,剥一层皮,凡是沾点边的都找他要钱,钱又不能随便给,得保证工程质量,所以他就拖着、赖着。而且他还留了一手,欠这部分中介费不给,用它来向丙拉下一个工程。
  下一个工程就是承德培训中心。1996年夏,李真来到了避暑胜地承德。这里与北戴河相比又有不同特点,北戴河靠海,这里傍山,是过去皇上避暑的地方,有古建筑,有外八庙。为什么不也建个培训中心呢?这时候李真通过建培训中心来为自己政治前途服务的构想越来越明确了。
  第七章
  7 、6 个点不变
  这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去讲,也不能随便对别人讲,要讲只能讲是为了培训税务干部,为了给广大税务职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忏悔》中写道:“除了在秦皇岛、承德、廊坊(正在施工)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上层领导及有关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
  原来他建培训中心的目的是为了招待有恩于他的人,为了与上层交往方便,有时不计后果,违反原则,把培训中心变成了为少数人提供特殊服务的享受场所。本来承德国税局想征地盖一座办公楼,李真说何不把原来的招待所改建成办公楼,再征一块地盖培训中心呢?省里投资,你们来建,将来共同使用,都方便。当时只是这么一说,到第二年具体操作时,李真已当了省国税局长,原来的郑局长成了专职党组书记。他说上边不让建楼堂馆所。李真说,我已经与总局监察局打过招呼了,承德市政府也同意。老郑就无话可说了。“其他的事我都未管。”老郑说。
  李真又独掌了建筑大权,工程中介费的一半又将到他手里了。
  1997年9 月,丙在北京向李真要承德的工程。他说承德的工程,小黄他们还想干,你看行不行?李真说,北戴河的工程他们干得不错,工程技术质量也很好,造价也可以,不过还得等一等,到时候再谈吧。
  他没有立刻就答应,得吊吊他们的胃口。
  天凉了之后,丙赶到石家庄,在办公室里见到了李真,问工程的事定下来没有?李真说,中介费还是6 %。6 个点不变。丙说,好吧!其实他心里正在叫苦,小黄还欠着他的钱呢。
  李真又提出北戴河追加预算的那几个百分点也得补齐。芝麻粒上刻字———抠得真细。丙说没问题。只要能把工程弄到手就是胜利。至于经济账,好算,反正亏不了。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在李真那里他是满应满许,在黄某那里可就得讨价还价了。黄某只给他5 个点,再多一点儿也不给,说这已经亏了。他又不能向黄说李真要6 个点,他得为李真保密,闹出事来今后什么工程也没有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无非是自己少得点,保证李真的6 个点就行了。
  合同一签,李真就追着丙要自己的6 个点。黄某拿不出钱来,丙只得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先后拿出170 万现金给了李真。除去补足北戴河工程的30万元,这次李真净得140 万元。但丙这头,黄某一共只给他打过160 万元,至今还欠他80万元。
  李真与忠实伙伴丙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12月。
  衡水市国税局要建一座办公楼,李真一看设计,说太土了,要建一流的,高档的,现代的,对内对外都能接待,可你们报的计划是盖鸡窝。要改。投资1500万元,省局拨款800 万元。要纳入省局阳光大厦的序列管理,施工队要由省局来派。
  也许是他的责任心很强,也许就是为了控制这一工程,总之李真经过这样一番要求,又能对这一工程发号施令了。
  衡水国税局长说,市里要搞招标。他似乎想抗拒一下。
  李真一听就火了,说:“我去找副市长!”
  李真在承德培训中心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丙。不久,丙来到石家庄,领着某建筑单位项目经理任某,在办公室找到了李真。李真当时就给衡水国税局长打电话,说北京有个朋友想做这个工程,你们具体谈一下,最好能用这个施工队,走正常基建手续。局长说来吧。李真说,你在家等一下,下午他们就过去。
  中午李真陪丙等吃了饭,就让他们去衡水了。
  第一次接触,局长对他们印象不好,并且发现他们不太懂行,想派人到北京实地考察一下。
  但是没等他行动,人家已经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来了,还带来了营业执照、介绍信、资质证书等。看现场,丈量,看图纸,说你们的图纸不行,要改。这回可是太懂行了。还拿李真压他。又很不愉快。
  但李真来了,召开干部大会,叫来衡水市委书记和市长参加。他在会上说,省局对这个工程投资800 万元,我派施工队来做,书记、市长要给予支持。
  副市长表示支持,同意议标。然后走了一下议标的形式,就签了施工合同。
  合同是1998年12月28日签的,1999年1 月份,李真就找丙要中介费。丙赶紧向任某要,任某拒绝给6 个点,只给5 个点。5 个点也行,快打款吧。但任某说没有钱,至今还没有打款———恰好李真出了事,款也不用打了。
  李真当时催着要钱,说有急用,丙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提出45万元给了他。这个数字还是按工程造价1500万元的6 %计算的,即90万元的一半。
  至此李真通过给丙介绍工程,共得好处费305 万元。
  “有急用”、“急等用”这是1999年李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那时风声已经很紧了,他急着向境外转移钱财。
  李真不交待,案情扑朔迷离。
  专案组负责人刘森请来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侯磊,共同研究对策。
  侯磊检察长说:“正面攻不下,可以先从外围摸摸情况。”
  刘森说:“您情况熟,要多做些工作了。”
  侯磊找到了李真的前妻柳絮。
  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比较有正义感。李真迷上了她的美丽,强烈追求,组成家庭。但柳絮对这位丈夫和这个家庭,似乎并不特别感兴趣。她耽于幻想,追求完美。家务马马虎虎,理财也不内行。二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李真仍然很喜欢她。
  第八章
  8 、检察长的谈话
  这样一个看来头脑比较简单的女人,在大的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她认为李真只是看上了她的美貌,并非与她心心相印。她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她看来,李真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是家庭幸福的标志。相反,难免有一天还会招来祸患。
  这种感觉在她到新加坡留学,李真频频向境外转移赃款时,就更加强烈了。虽然财富在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但幸福感却没有一丝一毫地增加,逐渐积存起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惊惧与慌恐。
  她不想留在外国跟他搞“一家两制”了,她回国想跟他“两人一家”地过日子。但是李真的政治野心和财富目标越来越大,大得使她不能适应,也不敢适应了。于是,她果断地与他离了婚。
  李真很伤心,想把柳絮的新任丈夫调往异地他乡。
  但是权力在前妻面前失去了威力。
  她正告李真:“你要敢这样做,我就把你们干的好事全捅出去!”
  李真害怕了,没敢轻举妄动。
  李真被抓捕以后,柳絮没有什么动静。
  侯磊打电话邀请她和丈夫一起出来坐坐。
  这不是传讯。
  传讯,轮不上侯磊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出马;坐坐,却可以。
  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查办案件,也各有各的办法。
  侯磊领导河北省的检察工作,指挥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是很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因为这项工作很难干。你的工作对象是腐败分子,而有的腐败分子是领导干部。
  比如李真,现在你可以调查他的问题了,他在台上的时候,能让你随便调查吗?不仅不让你随便调查,甚至还可以给你找点麻烦。检察院就是一块净土吗?司法腐败不也是很严重的吗?
  这没有错。侯磊大力整顿内部,加强检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了战斗力。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正好
  派上了用场。这是策略,还是智慧?都谈不上。是一种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中央纪委下决心查处李真的问题,也许侯磊还在一直加强整顿呢。
  现在他可以不整顿了。
  他给柳絮打电话说:“我是侯磊,可以请你和你爱人出来坐坐吗?”
  柳絮一听是侯磊,先就吓了一跳。
  侯磊代表着什么?一把利剑,反贪利剑。过去柳絮和李真搞“一家两制”,最怕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听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利剑”,就更害怕。现在利剑向她指过来了。
  李真本来就是个刀刃上骑车子——不要命的主,可以不那么害怕,照样干;柳絮可没这么勇敢,早就让这枝明晃晃的利剑给镇住了。
  现在利剑就在眼前,她仿佛看到了闪烁的寒光,能不害怕吗?
  但是一见到侯磊本人,“剑”的感觉就没有了。他说话很和气,态度很可亲。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相对而坐,说一些一般的客气话。柳絮很会说客气话。但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
  侯磊注视着她,慈祥而关切。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吗?抑或是不幸中万幸的女人?她很了不起。她把握住了自己。慈祥和关切之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敬意。
  女人是感觉极为敏锐的动物,如果用话语来放松她,跟她讲道理,她或许什么也听不懂,但运用目光就不同了,她们最会阅读目光,连你不想暴露的东西都可以给你阅读出来。幸好这位新近被授衔“大检察官”的侯先生心地是坦荡的,同情和敬意都是真实的。所以,柳絮被感动了。
  再加上早就知道这位领导是那么有才气和能干,便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这就好办了。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她就都能听懂了。智力随着感情而增加。
  谈了几句,她就明白了,这把利剑不是冲着她来的。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保护她来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需要她付出什么呢?女人往往习惯于想到这一点。
  可是却没有任何暗示。
  没有任何想让她说出什么或者揭发什么、交待什么的暗示。
  侯磊不会强人所难。况且这也不是讯问,只是谈话,平等的谈话。她可以什么也不说。
  作为一名前妻,她有权力和道义,来保护她过去的丈夫和现在孩子的父亲。
  侯磊当然不能向她透露,查办李真这个案子有多么艰难,但也没有必要装出多么的乐观和稳操胜券。让她感觉到,他需要她的帮助就行了。
  他觉得,这第一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
  他告诉她,在专案组这里,她是安全的,将来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可能会问到她一些问题,但她本人绝不是调查的重点,如果她自己不是真有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就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急着躲到外国去不回来。这对我们和你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毫无疑问,这次谈话是为办案需要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不也可以说,是为她的需要设计的呢?
  解除她的恐惧心理,让她安安静静地生活。
  办案不应该是一味地索取证据和口供,有时也要为当事人着想。只有懂得付出,才能最终得到。
  所以谈话可以结束了。她已经完全不害怕了。
  她只是对没有向侯检察长说些出什么,感到有些歉意。
  过后她对这次谈话有一种欠债感。
  于是又有了以后的几次谈话。欠债总是要偿还的。
  她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李真的事是李真的,跟她没有关系。这个案子的彻底查处,对李真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她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第九章
  9 、检察长有了底
  如果这次还不能彻底查结,再把李真放出来,那就跟放虎归山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确定无疑将是被伤害的目标。
  为了今后过平静的生活,她必须帮助侯磊。
  前妻的“倒戈”,使专案组取得了很大的主动。
  柳絮提供的情况,是一个“底”。
  侯磊向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真专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作了汇报。有了这个“底”,专案组才能下决心。一时不能突破,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有了“底”,这比什么都重要。
  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主管领导也多次听取专案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人、财、物各方面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
  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常务副书记刘宝宣,到办案一线认真检查工作,把握方针政策,排除办案阻力。
  侯磊还在行动。
  他找到了河北省原国税局郑局长。李真在任期间,跟郑局长的关系还是处理得很不错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协议和秘密吗?
  当然这样的谈话更不是传讯,而是同志之间,甚至朋友之间的一种交心。侯磊有这种优势。
  李真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调任省国税局副局长,明显地不会停留在副职的位子上,下一步肯定会把局长取而代之。郑局长感到恐惧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郑局长没有。他很安之若素地坐在正职的位子上,发言着,指挥着。李真也请示着,汇报着,很是一个副职的样子。但大家看得出来,大主意是由李真来拿了。然后李真就当了局长,老郑做了党组书记。郑书记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原来是李真许了愿:保证郑书记有更加光明的政治前途。
  凭李真当时的权势,这不会被认为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是现在可就成了一张彻头彻尾的空头支票了。
  应该有所反思吧?侯磊认为。
  他以老朋友的身份找到了老郑。已经退下来的老郑还能说什么呢?唉!一切都过去了。向前看吧!
  在向前看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纸箱子的问题,那是李真的。
  这又非常重要。
  侯磊找过许多人谈话,掌握了很多东西。
  这是“底”。
  有了这个“底”,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舵手心里不发颤。
  李真一笔一笔捞取了大量钱财,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哪知道这恰恰是断了后路,成为铁的罪证,跑也跑不了啦。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却又对党没有信心,老想着往外跑,好像外面更有前途。
  这是一个误区。外面对有些人可能有前途,但对李真这样的官员似乎前途不大。外面不需要官商。他不会赚到一分钱。可是他在国内只要动动脑子,用用权力,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捞。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往外跑。
  其实对李真这样年轻聪明、前途看好的后备干部来说,向境外转移财产,甚至最后向外跑,绝不是他的初衷。
  他的政治野心是很大的。李真在《忏悔》中说:“还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蓝图,将来能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野心,他便“利用工作之机,在省、市级领导及北京上层广泛地建立密切关系”,用以“对未来的仕途发展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这个构想是极为不错的,只要自己守得住清廉,别干太出格的事,别犯大的错误,就很有可能实现。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非常清楚。也许他在心里已经多次告诫过自己,不能贪,不能色。前途重要啊!
  可是他又实在管不住自己。环境不纯洁,机制不健全,风气不正常。处处充满了诱惑。对肉身和灵魂的双重诱惑。
  要想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复杂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清廉,不去随波逐流,不去堕落,这是很难很难的。但也不是不可以做到。这需要一个人有很强大的定力。需要他的灵魂很好地发挥提升和引领肉体的作用,不要行尸走肉,随波逐流。也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根儿要扎得牢,扎得结实。
  可是李真却信仰危机,从根儿上动摇了。他只能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他知道这很可怕,很危险。他知道这不如清贫些安全,知道别干出格的事是一道警戒线,只要不越过这道警戒线,自己绝对会有远大前程。
  当他被“两规”之后,他才更加刻骨铭心地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所以当办案人员询问他时,他总是恋恋不舍地说:“我不会干出格的事情。”这虽然是假话,却表示他多么后悔干了出格的事!
  看他从丙那里要“回扣”,我们感到,每一次都是非常“稳、准、狠”的。一签合同就把中介费拿走,绝不给你拖的机会,而且6 个百分点不变,而且施工质量必须保证。这里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像猛兽捕杀小动物那样干净利索。这说明李真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坚强了。认为只要不出大事,就凭吃点“回扣”是翻不了船的。
  在腐败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桶炸药,但表面上都很安静,没有暴露,没有爆炸。关键是没有导火索。谁要是碰上导火索,就会轰地一声爆炸了。在建筑工程问题上,他把“豆腐渣”工程当成了导火索。由此可见他并非不知道保护自己而一味蛮干,他比谁都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李真是个聪明人。
  关于给丙承揽工程的事,李真在《忏悔》中是这样反思的:当提出想承揽一些国税的基建项目并将挣得的利润和我共同分配时,虽感到不妥,担心由此会出问题,可为了达到心态上的某种平衡,特别是顾全彼此间的深厚友谊,还是同意了这种想法。
  第十章
  10、搞“一家两制”
  李真在交代中说,为了我的长远发展,做工程一定要确保质量,挣合理利润,绝不能出任何问题。对方表示非常理解,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并安慰我说:“你不要太顾忌,许多人批项目都是公开地要钱,我们如此慎重,不会有事。‘就这样我陆续将秦皇岛、承德、衡水国税培训中心的基建工程在形式上通过合法手续后,交给了他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多次严肃地对基建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按局长办公会确定的预算,严格控制,合理支出,确保质量。完工后要严格审计,出了问题拿你是问。以后又数次听取汇报,实地考察,认为工程质量好,比相邻类似的项目还节省了许多资金,不会出任何问题。因此日后他们将事先商定的利润送给我时,我只考虑此事如此周全,他人又绝不知晓,不要无非是对方多拿点钱而已,要了还有长远保障。当然也认为他们为人诚恳,办事稳妥,而忽视了法律的尊严,使我贪婪而又糊涂地再一次触犯了刑律。
  李真糊涂倒不是太糊涂。他已经非常理智地分析过了。只要没有导火索,工程质量不出问题,305 万元的这桶炸药就不会爆炸。
  人,总是在进行着一种心理的较量。心理优势没有了,垮了,就一切都垮了。当他吃“回扣”的时候,他就设想了一个导火索的敌人,然后把这个敌人消灭掉,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他就敢吃了。
  现在需要李真承受的远远不是一根导火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想明白。他自己跟自己在进行着一种心理较量。他的《心灵的忏悔》洋洋万言,有表面文章的地方,但大部分说的是真话。他得把自己顺过来。
  “回扣”的问题这样顺了一下以后,紧接着又被“不干出格的事情”的情结占据了。这时候他才更加觉得,那种见到钱时的谨慎、小心,甚至害怕的心理,是多么地可贵!如果总能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来就好了。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了。没准又向“封疆大吏”的目标跨进了一步。
  他想起李国庭曾给他的5000块钱。这位张家口烟厂厂长,“中国四大烟王”之一的人物,算是很看得起他的了。那时候他还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虽然地位也不低,但李国庭什么没有见识过,完全可以不把他一个小秘书放在眼里。但是却屈尊给他5000块钱。
  他不敢要,再三推辞,但李厂长硬是塞给他,那么大年纪的人,都要不高兴了,他只得勉强收下来。收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好像旧社会妇女失去了贞节似的。一连好几天都不能摆脱这种折磨,就干脆把这件事向领导汇报了。
  领导犹豫了半天,最后说,还是退给他为好。他就把那5000块钱还给了李国庭。李国庭先是生气,继而悲伤,差点流出眼泪来,说:“某某某瞧不起我啊!”
  他当时很奇怪,李国庭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可能这不只是简单5000块钱的问题吧?这里边的问题很复杂吧?
  对于这种复杂,他还不甚了了,还不如司机明白。
  他在《忏悔》中回忆说:“当初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一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对方已面有不悦。恰好司机进来却满不在乎地收下了。对此送礼者比较满意,领导也未知此事。”
  但是以李真的聪明,他很快就把此中的奥妙弄明白了。于是他就出了格。出了格,就酿了祸,才知道不出格的可贵。
  不过当他抛弃这种可贵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嘲笑幼稚、走向成熟的微笑的。他很快地就悟出,金钱往来是调节关系的润滑剂。他在《忏悔》中几次提到,由于是熟人,撇不开面子,为了不影响关系,所以就收了,就答应了,等等。这就是说,如果不收,不答应,就是不给面子,就是破坏了关系。由此可见,金钱是调节关系的润滑剂。
  既然金钱在政治生活中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那就必须拥有金钱。别人给你送,你也免不了要给别人送。别人有下属单位或企业可以来钱。你呢?光杆司令一个,哪里有来钱的道?所以必须搞“一家两制”,既有拿国家工资的,也有靠资本经商的。而且在中国经商不保险,应该到外国去。所以才有了柳絮的出国留学。
  这又是李真的聪明之处,别人也许考虑不了这么全面,考虑了也不会自觉地形成一个模式,去坚决实行。李真却是要坚决实行的,尽管有人举报,推迟了一下出国时间,但仍要出国,按“一家两制”的既定方针办。
  他是从安全需要考虑的。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安全。他是“双重后备干部”。让家属去经商,不仅经济来源有办法说明,而且他接收别人的钱,有了消化的地方,他送别人的钱也有地方“报销”。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都能说得清楚。不过在中国经商不行,柳絮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能赚到那么多的钱呢?如果能赚到那么多的钱,也肯定是利用了他的职权。所以他很聪明,让妻子去留学和经商,再有钱也是从外国赚的,是资本主义的钱,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设计得太好了,一个当社会主义的官,一个赚资本主义的钱,“一家两制”。
  再说中央纪委早就有规定,领导干部的配偶不能在丈夫管辖的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现在到了外国,自然就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约束了。
  他考虑得的确很周全。
  他跟大野集团总裁卢鹰是哥儿们。他经常介绍卢鹰跟省、市领导认识,提高他的知名度。在一次重要的会议期间,省内一家报纸用整版篇幅报道了大野集团,上面还有卢鹰的大照片。
  1996年,李真介绍卢鹰认识了省农业银行行长,说卢鹰开发南三条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还得搞后期装修,急需资金。然后便与行长一起到南三条视察,看了已经建好的货位摊儿,当时留给大家的印象很不错,觉得应该支持。李真还对行长说过,卢鹰很有思想,事业搞得也不错。过后卢鹰从农行贷款1500万元。
  第十一章
  11、假身份证与真信用卡
  李真把柳絮从原工作单位调到大野集团工作。她不坐班。她的用处不是坐班。她有特殊用处。有她在大野,对李真的联系和依靠,不是更方便了吗?这就是她的作用,是无价之宝。
  卢鹰向中国银行贷1000万元,没有担保单位,提不出款来。他就请柳絮出马,到石家庄市国棉二厂去,求给大野集团向中行担个保。
  厂长很客气,说了半天话,又说不认识卢鹰,担保可是个大事。
  柳絮生小孩时,厂长去送过高级而柔软的尿布,所以不会不认识柳絮吧?
  果然认识。厂长说,我打个电话跟李主任商量一下吧。
  就拨通了李真的电话,说柳絮在我这儿呢,给大野集团寻求银行担保来了。
  李真说,你们能帮,就帮助一下。撂下电话,厂长就给担了保。
  澡盆里洗脸———还是李真的面子大。
  给卢鹰办了这么多好事,卢鹰当然也给予了不菲的回报。
  1996年初,卢鹰给过李真10万元。
  李真说,一天晚上,卢鹰给他打电话来,说:“听说你要回家过年,我为你准备了一点东西,请你到门口来一下,我开车一会儿就到。”
  放下电话,李真就到门口等着,但还没容他等,车就到了。卢鹰下了车,塞给他一个塑料袋,开着车就走了。
  回到屋里一看,是10万元!他马上给卢鹰挂电话:“你这是干什么?我不需要钱,你过来把它拿走吧!”
  卢鹰在电话里说:“我不知道为你买些什么,算是给你儿子的压岁钱吧。我没别的意思。”
  卢鹰却不是这样说的。卢鹰说:“李真经常骂一个叫乙的人,说他不够意思,说犯死罪我把他救出来,我有什么花销,什么费用,非得让我说明白了。我一听,这是暗示我送钱呢。于是,1996年春节,我就送到22号院他家里10万元。”
  两个版本。哪个版本是正确的?
  其实送钱的时间、数额都是一致的,地点略有差异,一个是在门口,一个是在家里。最主要的分歧是送钱的态度。李真说卢鹰很愿意送,卢鹰讲他送得很被动。
  那么,就让我们听听卢鹰的家庭服务人员黄女士是怎么说的吧。
  黄女士说,“天刚刚黑下来不久,卢鹰回来了,喊我到楼上来一下。我上楼后,卢鹰说,阿姨,你把保险柜的钥匙拿给我,我要拿钱用。我就下楼拿了钥匙给他。他打开保险柜,一边拿钱,一边让我帮他找一张报纸裹钱。我找了一张报纸递给他,见他拿了10万元。我说,天这么晚了,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他就大声训斥我说,你别管!我当时很生气,脸色很不好看。他见我这样,就和蔼地对我说,李真要用钱。我说,你这钱还想收回来啊!卢鹰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当时他显得很急躁,急急忙忙的,好像有人在等他。他夜里10点多才回来,上楼就睡觉,平时他都是吃夜宵的,那天晚上直接睡了。那天晚上我觉得很委屈,心里骂贪官污吏,发誓以后再也不问他拿钱干什么了。当时不知道李真是什么人,只觉得给这么多钱,一定是个大官。事后也记在笔记本上了,因为‘李真’这两个字最好写,所以写对了。”
  黄女士这番话应该是可信的。但没有涉及给钱地点问题。
  李军说了,因为当时她正在李真家里。卢鹰来送钱时,她正在李真家跟孩子在一起,李真却没有在家。卢鹰就把给孩子带来的一个组合玩具掏出来,跟孩子一起装,但是始终没有装上。晚上李真回来,她就到卧室去了。卢鹰走后,李真拿一个纸包进了卧室,说这是卢鹰给的钱。
  综合以上每个人说的情况,我们判断,钱可能是在李真家里给的,而不是在门口给的。李真所以强调在门口,搞得像秘密接头似的,是想维持“一对一”的局面,不想让李军这个第三者在场。至于卢鹰给钱时是情愿,还是不情愿?李真要钱时是推辞,还是不推辞?那就无关紧要了。
  卢鹰也给李真办过一张信用卡。在张某给办信用卡之后。李真说:“有个卡经常没钱。”卢鹰说:“那就再办一张卡吧!方便一点。”李真问:“安全吗?”卢鹰说:“绝对没有问题。”李真就给了他一张“韩叙”的身份证。
  提起这张非常有用的假身份证,还是在他当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时办的。那时候吴庆五要办一个,让他领着去找省公安厅户政处。他一想,庆五办一个,我为什么不也办一个呢?他也就势办了一个。吴庆五那个叫“沈晨”,是深沉的意思。他一想,平时自己比较外露,希望今后含蓄点,就叫了“韩叙”。
  卢鹰给“韩叙”办了信用卡,后来怕出事,于1995年5 月又从李真手里收了回去,显得特别为朋友的安全着想似的,令李真很感动。当时李真还有点不在乎,说没事。
  到1999年,中央纪委查信用卡的事,他才慌了,赶紧找到卢鹰,说:“我把卡上的钱还给你,心意我领了,友谊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只图个清静。”
  卢鹰显得很仗义地说:“你也不要还,我跟你一分钱的经济来往也没有。”
  过了不久,李真又问:“卡花了多少钱?”
  卢鹰说:“一万八。”李真说:“我给你两万。”
  卢鹰不要,说:“本来是你的钱,我只是为你办了一下。”
  李真马上接受了这一“假说”,并表示非常感谢,说:“那今后有人问,就说我把钱给你了。”其实是没还。
  这就叫不图便宜不上当,不到船翻不跳河。
  卢鹰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如果还卖你———”说着就把一只手架在脖子上,做了个刀砍的动作,表示宁死不屈,“那还叫人吗?”
  但是,扫把写字———大话(画)说早了。卢鹰被捕后,尽管顶了两个月,还是什么都交待了。
  第十二章
  12、低调、稳妥才是法宝
  柳絮是以大野集团的名义派出去留学的,并得到了永久居留权,“一家两制”的构想成功了。
  李真把国内受贿的钱一笔一笔打到新加坡柳絮的账户上。还让丙在新加坡留学的儿子带过一书包钱,柳絮在机场接着。
  可是事情发生了变故。
  李真在《忏悔》中写道:“应当讲,家庭机制的运行已万事俱备,可万没想到,在此之际,竟出现了一件使我羞辱、痛苦极深的事情,家庭出现变故,我们分手离婚。上述原因得来的资金大部分放在新加坡她的账户上,控制在她手中。我提出我们双方合理分配,她说以后再说。我说要不就退还人家,她说是欺骗。我认为她是想借此牵制我。但我又想不出好办法,只好暂将此事压住。当时既担心由此引出麻烦,可心中又十分不平,费尽心机建立的家庭机制,最终是人财两空。”
  李真与柳絮离婚是1997年,那时候李真已当上了省国税局长。但柳絮已经不再羡慕他的官位,而预见到他早晚会出事,所以对离异一点也不后悔,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
  两个人好说好散了。只是钱的问题产生一些矛盾,但后来也妥善解决了,李真并没有吃多么大的亏。此后李真的钱在境外又有了一个新的去处,那就是香港某银行。
  柳絮分手了,但还有情人李军。“一政一商”的“家庭机制”并未瓦解。李真与专案组形成僵持局面。
  表面上看,对阵双方都还很平静,但当事人的心理却在起着变化。
  李真虽然没有开口交待问题,但思想并没闲着。他在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己。
  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钱就那么可爱吗?祸患是怎么酿成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贪欲?是肉体的渴望,还是灵魂的需求?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但这个钩吞得太不值了。
  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他那种等待有人相救的心理虽然一时一刻也没有减弱,但从内心深处仿佛又滋生出一种更有魅力的东西,在向他招手,在呼唤他走过去。
  那不是物质的东西,不是金钱,也不是女人,而是精神,捉不住,摸不着的一团精神。
  只有在那团精神里,他才能得到慰藉,才能重新审视自己。
  专案组的危机感越来越大了。虽然外围调查取证,拘捕有关犯罪嫌疑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李真不开口,主攻目标突不破,一切都等于零。
  怎么收场?怎么交待?问题十分严峻。如果案件真的不了了之,那么侯磊将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
  虽然牵头的是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从兄弟省市抽调了骨干办案力量,但基础队伍还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为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侯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李真没有问题———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底”在侯磊手里,在许多举报人手里,只能说,如果落实不了这些问题,他侯磊就要有问题了,而且身在河北,跑也跑不掉,风险、后遗症可就大了。
  审讯力度不断加强,审讯技巧更加精益求精,然而李真以不变应万变,死活不开口,开口就是狡辩。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车骨头半车肉,全交给你们了,一死无大难,讨饭不再穷,看你们把我怎么着?
  侯磊在思考。分析李真的言谈举止,研究审讯的细节过程,寻求二者的交叉点,不要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搭界。猛然间,他顿悟了。
  “低调、稳妥”,应该“低调、稳妥”啊!
  “低调、稳妥”,这是刘丽英同志的指示。
  刘丽英是中央纪委副书记,专案领导小组的组长。
  什么叫“低调、稳妥”?丽英没有具体说,你得去悟。
  一味地紧绷着弦儿,不断地上镙丝扣,效果不一定好。急于求成,不断加压,有时会适得其反。
  要低调稳妥,不要高调强攻。
  现在李真对强大的审讯攻势已经麻木了,是没有感觉的,因此那审讯也就不起作用了。
  得给李真换换口味,换新人去审,不,去谈。
  他想到了陈晓颖。
  陈晓颖是唐山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现任唐山市检察院检察长),论资格,论经验,他比那些从兄弟省市抽调来的冠有各种荣誉头衔的办案高手并不占有多大优势,按正常规律选不上他,但是进入专案组后,他显示出了不容忽视的能力和水平,铁筢子挠痒痒———是个硬手。
  他是2000年3 月1 日上的案,被分到最分枝、最末梢儿的4 号小组,负责涉案嫌疑人张某给李真办的那张信用卡的调查。很快他就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了,但只有10来万元,撼动不了李真。还得找大饽饽。李真不开口,专案组急需重型炮弹。正在这个时候,陈晓颖把一块大饽饽,一发重型炮弹,300 万元赃款送了上来。
  张某交待,他为李真准备了300 万元的政治活动资金,存在大连某银行的保险柜里。陈晓颖带人去取,果然有100 万元的现金和200 万元的存单。
  他于2000年3 月17日从大连赶回石家庄,这一天正好是他45岁生日,侯磊检察长为他订做了生日蛋糕,又庆功,又过生日。陈晓颖极为感动,喝了一斤白酒。同志们怕出事,把手枪给他下了。这人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特豪放。喝酒是表现之一。
  喝酒归喝酒,他的头脑永远是非常冷静的。他见侯检察长虽然庆功,开始还是很高兴的,但后半截忽然晴转阴,脸拉得老长。他是否在怀疑这300 万元赃款的性质问题?
  果然,恰恰是陈晓颖的“豪放”提醒了侯磊。他想,大家太急于想拿到这样的证据了,包括陈晓颖,也包括他自己。
  第十三章
  13、小山村里泡温泉
  在这种心态下取得的证据,很可能有假。侯磊觉得这300 万元有问题。怎么证明这就是李真的活动资金呢?就凭张某的一句话吗?显然还需要其他的旁证。可是张某又提供不出来。
  几天以后,陈晓颖急返秦皇岛,临行前向侯磊检察长秉明300 万元赃款还要进一步查证落实,使其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侯磊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他。好鼓不用重槌敲。二人不谋而合。
  乘坐小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的陈晓颖,脑子也在急速飞转。交待300 万元的张某到底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察颜观色,张某并不特别想保李真,信用卡的问题很容易就交待了,这300 万元通过反复查证,才被迫交待出来,而且吓得直出冷汗。如果只是为他人准备资金,而不是自己贪污公款的话,不会紧张到这种程度。因此很有可能是张某嫁祸于李真,蝎虎子断尾巴———使的是脱身之计。他利用了我们的先入为主,利用了我们的急于求成,利用了我们的疏忽大意!
  还庆什么功,而是应该补过!如果一线审讯人员抛出这个炮弹去攻李真,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陷入怎样的被动啊!
  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懊悔,要同驻秦皇岛的同志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但是刚走到半路,他就被总部召回来了。他只得电话通知那里的助手们,一定要查清这个问题,不能耽误大事。
  侯磊没有让一线审讯人员使用这个炸弹,他耐心地等待着。稳当驶得万年船。可是一个突发情况使他必须把陈晓颖召回来。李军跑了。本来是秘密监控着她的,但是她跑了。这个女人很有本事。
  查陈晓颖的经历,他曾经到云南、澳门等地追捕过犯罪嫌疑人,惊心动魄,很有手段和胆量,连黑道上的人也不得不佩服地说:“陈先生果然胆大心细。”所以侯磊要把追捕李军的任务交给他。
  很明显,陈晓颖已经从专案组的最外围、最分支的部位,逐渐向核心部位杀上来了。
  找到李军是关键的关键。大家在一起分析抓捕的三条线索。好像都很重要,应该齐头并进,一起抓住不放。但陈晓颖说,我们可以毁掉一条,养活一条,经营一条,千万不可平均用力,都抓得太紧,那就没有文章可作了。
  北京一位女士的线索可以毁掉,她不是李真固定的女朋友,价值不大,投入太多,徒劳无益。一位影视制片人的线索应该养着,活着,让其为我所用。李军外甥女这条线索要巧妙地做工作经营着,这是寻找李军的起点。把北京那位女士找来询问,果然只是在电话里呼过李真一回,李真也没有回话,再无其他联系。于是干脆放掉了。与制片人保持着电话联系,不冷,也不热。
  陈晓颖带人到秦皇岛去经营李军外甥女那条线索。李军的外甥女是个很清纯的姑娘,特别关心她的小姨李军。陈晓颖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装做很自己人的样子打听李军的下落。但是她不知道。李军是不会让她知道的。她只很抱歉地提供出,小姨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什么时间?这很重要。她比较准确地回忆起了那个时间。这就行了,一查就清楚了。
  那个时间李军是用手机打的长途漫游,只有5 秒钟。紧接着,那姑娘又给沈阳打电话。姑娘虽然没有说这个,但电话线这条线索是非常准确的,陈晓颖找到了沈阳接电话的那家整容院,并很快查出,接电话的是整容院的一位女医生。
  他跟女医生摊牌了,问李军藏在什么地方。她不说,她不能出卖朋友。陈晓颖哈哈一笑说,你不说就不说吧,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抓不抓李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社会在追杀她,她身上带着巨额赃款呢。到我们手里,她反而更安全了。说完没事人似地走了。
  女医生回去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军,她为朋友的安全担心啊。李军害怕了。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种种不祥的预兆缠住了她。在得到这一信息之前,她本来是很悠闲的。女医生把她安排在一个小山村里,小山村里还有温泉。她就一边洗着温泉澡,一边体验生活。她对别人说,她是个作家,下乡体验生活的。这回不敢洗温泉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做思想斗争,想主意。几天下去,吃不香,睡不着,也不打扮,也不“叨扯”了,人不像个样子了。
  陈晓颖等待着,他觉得养着的那条线索该活起来了。果然制片人给他转来一封信,是李军写的。那是一封“投诚”信。她跟制片人是朋友,二人分析利弊,觉得只有向专案组“投降”才是上策。制片人为与陈晓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促成此事起了积极作用。
  陈晓颖到小山村去接李军,一进屋,李军赶忙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不知道是表现欢迎好,还是表现被动好,要不就显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她全做不出来,她感到作为一个女人的软弱。她的目光给人一种求救感。
  人高马大的陈晓颖立刻让她的求救感得到了满足。在他的资料库里,李军是个光彩照人的大美人,但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美人模子,没有了光彩,更不照人了。小脸焦黄,形容憔悴。更可笑的是,为了伪装,还戴着一头颜色发红、形状怪异、不三不四的假发。这是一个见过大钱,见过大世面,而今落了难的女人。陈晓颖产生了同情感。他走上去握了握那双娇小的手,以示关心和安慰。
  陈晓颖似乎有了一种把握。这时候秦皇岛的“战友”已经查清那笔所谓的“政治活动资金”并非是给李真的,也就是说跟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张某自己贪污的公款。他只是想借李真点光。这是一个已经预料到的波折。但现在有李真的情人在手,相信能够堤外损失,堤内补,挖出更有杀伤力的炮弹。
  专案组最困难的时刻,是李真不开口,李军抓不到。僵持了两个多月。现在李军抓到了,有了打破僵局的可能,领导和同志们活跃起来。陈晓颖越发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第十四章
  14、官商是怎么形成的
  在陈晓颖跟李军的“对局”中,二人的智力、阅历等等显然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她本来想越说得少越好,混在这里被保护起来,不至于被坏人追杀就行,但哪里知道,陈晓颖那双充满人类终极关怀般的眼睛,特别能够调动她说话的积极性,因为她太需要这种关怀了。
  她说经她的手替李真向高某要过50万元。那是在北京她和李真自己的住宅里,李真带来一大一小两只装钱的箱子,装上这50万元就走了,二人连亲热一下都没有。第二天李真从香港给她打电话过来,说正跟一位朋友喝酒呢,那朋友便在电话里嚷着说:“李军,你也过来喝两盅吧!”
  这个细节很重要,看来李真已经把两箱子钱处理好了,所以才有心思喝酒。
  李军继续交待说,李真从香港回来后,交给她一个信封,内装一张卡和一把钥匙,嘱咐她说,这可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把自己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要保存好,藏起来。过了几个月,李军接到李真的电话,让她把信封里的东西交给一个人。指挥她一定要自己开车去,不要有第三者。把车开到府右街道口处,交给坐在奔驰车里的那位朋友。李真说出了那人的名字。李军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事实证明,侯磊打陈晓颖这张牌是打对了,而且还打得非常巧妙。这之前,一个多月李真不开口,他就想让陈晓颖上,发挥陈晓颖学识和才辩的优势,给李真换换口味,好比一个人总吃高档菜,山珍海味等吃腻了,那就让他吃点野菜吧,陈晓颖就是这把野菜,保管能起到换胃口的作用。
  但是,他沉住了气,没有一步到位让陈晓颖去审讯李真。因为条件还不成熟。王牌出早了也是浪费。先“雪藏”着,先让他扫清外围,铺平道路,最后决战,才能成功。现在时机成熟了。他了解陈晓颖。对全省各市的检察长他都了解,对副检察长重点了解。陈晓颖最早走进他的视野是在1994年,那时他还没有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而是在保定当市委书记。全省刑检工作会议在保定召开,作为市委书记的侯磊出席了一下。出席一下竟然深入到跟与会同志们同桌吃饭,使陈晓颖很感兴趣,主动与之攀谈。谈些什么陈晓颖忘却了,总之他给侯磊留下的印象是很能说。
  侯磊当省院检察长后,接触就多了。陈晓颖知道侯检是个文人,著书立说,很有学问,便特别想请教一下,于是就更“能说”了。偏偏侯检还爱听他“白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知识面广,文学、历史、法学、政治、科技、绘画、佛经,都知晓一二,而且组合运用起来还能差强人意。这些非工作范围内的交往和了解,今天派上了用场。加上陈晓颖进入专案组后的良好表现,再加上已经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证据,面对李真的死硬抗拒,他决定出陈晓颖这张牌了。这是一张什么牌?“大鬼”?点最大?一上去把别的全毙了?非也。李真不吃这个。这是一张很特别的牌,点大不大你看不出来,但能够把你罩住,降伏住。打的不是少林拳,而是太极拳。
  既然陈晓颖最能说,最善侃,为什么不可以让他跟李真说一说,侃一侃呢?他突发奇想了,他的情绪激动了起来。李真早就信仰危机,现在更加危机了。别看他表面上很强硬,内心却是无比地空虚。我们为什么不乘虚而入呢?
  入不进去那是方法不对头,思路不一致。李真在想什么?贪欲是什么?贪欲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表现在物质上是金钱,表现在精神上是野心。现在这些东西他全部失去了,他失重了,渴望着能得到一种东西使他保持平衡。此刻急需填补他精神上的空虚。
  怎么填补?只有精神和思想的交流,随便聊一聊,说一说,甚至侃一侃。难道还能指望李真接受你的任何说教吗?对于李真来说,那些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收获?
  李真与乙和吴庆五,建立了政、企、商结合,权、钱、利互动的“社会机制”,跟“家庭机制”相呼应,牟取私利,聚敛钱财。
  吴庆五原来也是秘书,政治上是会很有前途的。但是他不想在官场混了,决定下海经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厌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你整我,我整你。说穿了,我对目前的官场已经失望。我从底层一个普通工人,做到高层秘书,各个层面都接触到了,我发现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并不像起初做官那样,在想着为民办事,也许是权欲的迫使吧,做官越久,要权的思想也越重,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争权夺利。”
  于是,他“对政界失望了”,“心中的支柱倒了,彻底失望使我下决心一定离开官场。”“不愿在这种环境下再干下去,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他“坚决地选择了下海经商,想重新走出一条人生道路来。”
  但是“离开官场”,“弃官经商”后,他并没有开心,正如歌词唱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市场竞争机制还不健全,还有弊端,他这么一个只会吃“官饭”,根本没有什么工商管理经验的人,到了商海之中,只能是晕头转向,险象环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下海的时候,我确实是想靠自己的智慧和诚实劳动赚钱,也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把生意逐步做好做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如同驾着一叶孤舟,驶向深海,舟上没有罗盘,也没有指南针,前景是什么都不清楚。但我知道,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恶风浊浪打翻。”
  本来他已经脱离了使他失望的政界,以为从此就超脱了,没有关系了,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但是,单纯经营商业,他又是这样的不得法,几乎生存不下去了,所以,他又想到了政界。那个使他失望的政界忽然之间成了他的希望和救命稻草。何不依靠一下政治,利用一下过去的关系呢?“官商”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种地三年亲如母,丢掉土地没吃喝,“断奶”,看来还不行。于是,他运作起来。利用政治,推动经济。这时候,他再次受到了一次教育,那就是世态炎凉,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时间一长人们不把他这个前秘书放在眼里了。官场的力量,他不大借用得上了。
  “我突然发现原来的情况都变化了,过去对你笑脸相迎、热情友好的人,一下子换了另一副面孔,变得不认识你了,眼睛看到的,办事不送礼、不求人,根本行不通。这样,我过去坚持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就碰了壁,思想就发生了动摇。心想,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不去利用过去从政的领导关系和权力影响,我不但挣不到钱,连生活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样,我就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在腐败现象面前缴械投降了。我不再是厌恶腐败现象,而是认为只能这样干,必须这样干。所以我选择了权力变金钱的道路。”
  幸好他在官场上还有李真。二人是真正的铁哥儿们。当然那是当时的认识,现在吴庆五在狱中可是把李真恨透了。
  吴庆五由外省到河北后,李真私下给他透露了许多“内情”,感到李真对他很信任。于是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对河北政界和经济界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慢慢地就“走”到了一起。
  第十五章
  15、外汇额度有利润
  二人常常同居一室,彻夜长谈。李真说吴庆五是他学习的榜样,将来肯定能成大气候。至于李真自己那就吹嘘得更好了,说父亲是位老红军,后来他认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做了义父,他的义父在北京很有地位。他还吹嘘,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办公厅,到河北锻炼一段时间还要回去,人事关系目前还在中办。后来吴庆五从侧面得到了证实,李真说的都是假话。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已经“走”得非同一般了。
  据吴庆五说,有一天夜里,李真悄悄开车带着某单位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出来,在外胡搞时被联防队员围住,从车内弄了出来,送进了派出所。他对派出所的人说那名女主持人是他的亲戚,随后又悄悄地把派出所所长拉到一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派出所长不相信,就按李真要求把电话打给了吴庆五,吴庆五为了不使事情闹大,立即赶到派出所把他领了回来,并将事情抹平。
  这样的铁关系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更何况李真还是他选的继承人呢。他先告诉李真他决定下海经商。李真听后觉得实在不可理解,放着大权在握的秘书不当,去经什么商?吴庆五便向他讲了自己的想法和远大抱负。李真立刻做出深受启发、大开眼界状,表示非常钦佩,说老兄有胆有识,敢作敢为。
  因为他当时马上就意识到了,吴庆五一走,就空出了一个秘书的位子,这个位子由谁来填补?他暗暗地有了一种希望。不久,吴庆五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向领导推荐了,由你来接替我当秘书。李真大为感动。事后他得知吴庆五是这样向领导推荐的:“我想下海经商,推荐一个比我强的人。”
  此后二人的关系就更好了。李真多次表示,你下海之后,我在政界大力支持你。吴庆五也说,我在经济上也大力支持你。一个“一政一商”的联盟形成了。但这还只是个雏形,没有什么内容。
  正在这个时候,吴庆五需要李真这个关系了,李真也正好为这种需要找到了绝好的内容。那是1992年6 月,李真在北京河北办事处遇到了省财政厅副厅长,问:“到北京干什么来啦?”副厅长说:“到财政部跑点外汇额度。”李真说:“好,多争取点,越多越好。”当时他只是这么一说,没想到会跟自己有多么大的关系。
  他是出于地位意识,必须得站在全局的高度,鼓励一下。当时他正跟吴庆五办交接手续,吴庆五忙着为下海做准备,李真把他的工作担起来了,一身兼二职,显得重要得不行。所以看问题也就有了高度。
  副厅长跑得更上劲了。不久外汇额度争取到了,当晚就告诉了李真,表现一下自己的政绩,想通过李真让省领导知道知道,说争取到了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这意味着什么?李真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他感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向他走来。当时国家还对一部分外汇实行计划管理,配给的外汇额度兑换外币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一般用于支付出国人员的费用,或支持文化教育科技部门购买进口设备,如果用不完还可用于企业购买进口设备,当年使用,愈期作废。他想到了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想到了“东租冀办”主任乙。
  1992年9 月,李真找到李国庭,说我找财政厅副厅长向财政部跑来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可以支持烟厂购买进口设备。李国庭说过去引进设备都是委托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代理,先得向省财政厅打报告申请外汇额度。
  不久,李国庭来石家庄,住在河北宾馆。李真就给财政厅副厅长打电话:“李国庭来了,想见见你。”副厅长说:“我也想见见他。”就去了河北宾馆。李真在大厅里等着,把副厅长领进二楼一个套间。李国庭在沙发上坐着,招了招手请副厅长坐下,客气几句之后说:“低档烟卖不出好价儿,打算进口一批原材辅料,生产点甲级烟,可增收1 个亿。可是缺少外汇,能不能给点额度?”副厅长表示大力支持。回财政厅时,李国庭还搭了一段他的车,下车时留下了4 条烟。
  在河北宾馆,李真让李国庭给省领导写了一份申请报告。李国庭是高级工程师,文化水平很高,提笔一挥而就。他写道:“我厂今年生产经营形势很好,市场淡季不淡,产品无库存,虽然中央采取限产政策,但调整产品结构,仍增效益,实现利税6.5 亿,力争突破7 亿大关,急需进口部分材料,迎接第四季度甲级烟生产,请拨给伍佰万美元外汇额度,以应生产备料之需,也为实现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春节旺季市场需要和实现高经济效益奠定基础。特此报告请核示。”
  第十六章
  16、换个“领导”审问
  他又找到乙。李真说:“利润不管谁赚,都要通过合法形式支持庆五。”
  乙说:“我的资金都在账上趴着,烟厂欠我们5000万元,流动资金都很紧张,不用说支持庆五,调汇都很困难。需要想办法筹措资金。”
  李真说:“贷款。”乙说:“贷款也很困难。怕贷不出来。”李真说:“你就打个报告吧!”
  乙信心不大,但为了调那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还是写了一份申请5000万元贷款的报告。省领导把报告批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行长。李真让乙拿着批件去办贷款。行长看着批示,思忖半天,然后提笔把呈报单位的东租公司,改成张家口卷烟厂。但5000万元毕竟不是个小数,他还在犹豫着。突然电话响了,是李真打来的:“这笔款主要是用于支持张家口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你尽快想办法。”他就下了决心,把这笔贷款如数批了。批给了河北证券有限公司,以短期融资券的办法贷款。但这笔贷款是批给张家口卷烟厂,不是批给东租冀办的,乙要想直接得到这笔贷款还得费点周折。
  他去张家口找李国庭磋商,李国庭不同意把这款给他,烟厂自己也可以买进口原材料。李国庭很纳闷,他们怎么背着我给烟厂贷了这么一大笔款?乙碰了钉子,回来见李真,说还得你出面。李真打电话向李国庭做工作,李国庭就不再坚持了,同意以张家口烟厂名义贷款,然后转给东租冀办。
  同年11月11日,河北证券有限公司将5000万元贷款,汇入东租冀办账户。乙用这5000万元名义上按市场价格给烟厂换了500 万美元的外汇,但外汇额度的兑换比例是6 :1 ,实际上他只花了3000万元,下剩2000万元就是李真觊觎已久的差价利润。
  李真兴奋极了。斧头打凿,凿打木。这一环扣一环地敲打,还不是凭了权力这把利斧?他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权力的魔力,他掩饰不住地说:“权力就是金钱,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
  的确是不能换,他一次就敲打出了2000万元。他迫不及待地把吴庆五找到家里来,神龙活现、眉飞色舞地说:“庆五,这段时间我运作了几件大事。帮李国庭贷款5000万元,还有从银行搞到了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乙说赚了2000万元,咱们一个人1000万!”
  吴庆五说:“太好了!干得太漂亮了!”二人黄鼠狼骑兔子———乐颠儿了。
  李真说:“我在官场,你在商场,今后要相互配合好。你要把钱越赚越多,我要把官越做越大。我需要钱找你,你在官场有什么事,由我来帮你办。”
  转眼到了1993年8 月,这笔款还没有处理好。为此李真、吴庆五和乙聚会在北京新大都酒店,为了关键时刻便于咨询一些问题,还把李国庭请来了。那天吃完午饭,送李国庭去房间休息了,“三驾马车”便在一楼咖啡厅里谈判起来。
  李真说:“我跟李国庭讲了,用烟厂账户转2000万元,然后再转到外省,或者以购买设备转到外国。”
  吴庆五说:“这不行,那么大企业,肯定不行。”然后又反复叮嘱李真:“以后不要再跟老李提这事了。”
  最后李真说:“无论钱怎么转,也要把这2000万元给吴庆五。”
  但乙感到吴的作用正在消失,所以表现不太积极,扯着胡子打提溜———光使嘴巴上的劲,没有实际运作。这使吴庆五很失望。过去乙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吴庆五曾给予过大力支持,使他由副处级升为正处级。可是现在他把这个恩情忘了。但是到这一年的10月份,乙遇上了麻烦。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他被检察院关起来了,原因是涉嫌挪用公款。李真和吴庆五都慌了。李真奔走,吴庆五动用上层关系,一个星期,就把他取保候审,救了出来。
  乙出来后,李真、吴庆五和乙在省招某个房间里研究如何进一步给乙恢复职务的问题。研究出方案之后,吴庆五提出,是不是用调汇的利润为他冲抵贷款。乙很痛快地说:“没问题,等我稳定后,我一定尽力把这件事处理好。”
  没有弯弯肚,哪敢吃镰刀头。最后,几经周折,2000万元巨款转到了吴庆五名下。
  李真的抵抗已经快达到100 天了,再也不能迟疑了。
  侯磊检察长走进了陈晓颖住的房间。他正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思考案情,听到有人进来,立刻翻身坐起。见进来的是侯检察长,便下地让座。
  侯磊坐下,不动声色地说道:“你上。审李真。”
  他以为陈晓颖接到这个任务,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或激动,或谦虚,所以他故意说得很平淡,想使他稳住情绪,冷静思考问题。没想到陈晓颖太冷静了,冷静得有点令人难以接受。
  陈晓颖不露声色地说:“可以。”
  没有推辞和谦虚,好像早就等着这个呢。
  “能拿下吗?”“能!”
  2000年6 月17日,陈晓颖走进了审讯室。他带着几个助手,一步就跨进来了。很简单的事情,审讯李真的人已经换过好几次,这又是一次“换岗”。波澜不惊。
  6 月14日晚上,陈晓颖刚领了出差补助,他对弟兄们说,走,上“谭鱼头”!几个人围着一个大火锅,涮开了鱼头,喝起了衡水老白干。一喝就不能少,每人半斤。不够半斤,不足以壮行色。明天就要开赴山西,上前线审李真了。
  陈晓颖说:“别的都不用讲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专案组把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了,咱可得个儿顶个儿把这活做好,有干不了的,或者没有信心的,现在还可以退出去。没有,好。有害怕的,放不下后顾之忧的,也可以退出去。别人审李真,都是外省市的,完事走人。咱是土生土长的,无处可走,想打退堂鼓,现在还来得及。”
  弟兄们说:“你放心,我们不会离开你,遭打击报复,顶不济咱们去开饭馆,还是朋友。怕啥?”
  一人一杯,干下去了。
  “不怕死的,就端着冲锋枪跟我上吧!”陈晓颖说。
  6 月15日,他们到了山西省某县,山区,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当天下午由前任审讯负责人介绍情况。那位弟兄号称某市“第一审”,陈晓颖担心自己取而代之,会使对方产生逆反心理,心里不痛快,不愿配合。哪知道,恰恰相反,那位同志非常热情,说道:“早就盼着你们来呢,李真是有点不好对付,但我相信,我们不会对他没有办法。这回由你陈检察长来上,我把以前的情况详细提供给你,供你参考。”
  陈晓颖说:“太好了。”说完情况,那位同志说:“明天就看你的了。”
  陈晓颖说:“不,明天还由您来审,我向您学习学习。”
  “真的?”“真的。”
  “好吧,不管是真的学习,还是火力侦察,我全力配合,再审最后一次。”那位同志激动地说。
  陈晓颖说:“没准这最后一审就拿下了,我们就省事了。”
  那位同志说:“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陈晓颖在监视室里看着那位同志审李真,确实不愧“第一审”的称号,思路清楚,逻辑严密,口才出众,随机应变。李真经过长期被审讯,也把自己锻炼出来了,本来智商就不低,再加上伶牙俐齿,这回全有了用武之地。一个是一招一式地进攻,一个是胡搅蛮缠地顽抗,看着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可是天南海北地一胡扯,又跳到了圈外。陈晓颖更坚定了改变招术的决心,像这样跟李真打“常规战争”,他远远不如那位同志,他得“变阵”。
  他是由那位同志领进审讯室的。主审官,即“组长”易人,也得向李真有个交待。那位同志已经跟李真处得很熟了,虽然是对立的双方,但也互相沟通了许多感情,交流了很多信息,对于同时处于寂寞山沟里的两个人,这也是一种缘分。
  那位同志说:“今天由我们的领导同你谈话。”
  啪!一个定位,陈晓颖是那位同志的领导。这很有讲究。那位同志早就把李真的脾气摸透了,他的虚荣心特别强,心想他自己已经是个厅级干部,审他的组长至少也得是个司局级吧,所以那位同志一出场,他就给那位同志定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份,只有中国最高一级的反贪局官员才能审他。恰恰我们审讯的同志又不允许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能解释,也不好否认,只能任他胡猜乱想。
  报告得到领导批示后,转到了财政厅,副厅长马上给烟厂先解决了1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正打算通知烟厂,李真领着乙来见他了。这是一个很巧的事,如果他们不是及时赶到,等财政厅通知烟厂,烟厂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的“暗箱操作”就不好进行了。李真向副厅长介绍了乙,说由东租冀办负责给烟厂进口原材料,把外汇额度给乙就行了。
  按原则这么办是不行的,谁的额度就给谁,至于让谁代理应该由烟厂说了算,但李真的权威很大,他说给谁就给谁吧。李真说:“要快办,签进口合同等着用外汇。”于是第一次就给了250 万,第二次给了250 万,到11月,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就全部给清了。
  张家口烟厂除了李国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其实李国庭也应该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写了报告递上去之后,根本就没指望会批下来,因为数额太大,肯定没戏,所以过后他也就把这件事忘了。李真跟李国庭的感情是很不错的,二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李国庭当时已经66岁了,李真刚满30岁,但脾气性格十分相投,是忘年之交。李真在《忏悔》中说:“我与他性格相似,谈话投机,关系也就较为密切。我在政治态势上对他起了相当的作用,使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李国庭干到66岁还不退休,就是李真发挥作用的结果。
  拿到了外汇额度,李真首先找李国庭商量。李国庭说,过去烟厂购买进口原料和设备,一般都是自己用人民币换外汇,跟美元的比价10:1 都认可。但是,外汇额度的比价却是6 :1.如果有了外汇额度无形中就等于有了一笔利润。
  李真听了很是兴奋。但是这笔利润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粗粗一算,就会有2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啊!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运作而产生的,可是隔着玻璃亲不上嘴,下了高梁本,喝不到老烧酒,钱到不了自己手里。
  这时候他想到了吴庆五。前不久他还跟着庆五去了一趟香港,除了陪着吴庆五办居住香港的单程手续外,还到处走了走,看了看,是吴庆五的朋友高某接待的。现在庆五已经在香港成立了力龙公司了。这笔钱能不能通过他而变成合理的利润呢?他想起了年初两人在北京河北办事处彻夜长谈时吴庆五带着感情说的话:“我在仕途上跟领导这么多年,已经体现了应有的价值,我打算在另一个天地里施展才华,下海经商,由你接替我,你素质强,会干得比我更好,我会放心地离开。在另一个天地里,我要为你们服务,你们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李真想,现在我的需要是得到这笔利润,这不也正是吴庆五的需要吗?他就问李国庭:“这种政策增值是不是能够以合法形式让利给吴庆五?庆五下海之后也不会忘了你。”李国庭说:“我无所谓,没问题。”李国庭默许了。
  第十七章
  17、陈组长的名著攻略
  李真听了那位同志的介绍,抬眼看了一下面前的“领导”,但很快又自顾看着别处,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反倒对转身走出去的那位同志有些留恋,那真是一个很好的对手啊。
  陈晓颖揣测着李真的心理,他可能想,又换了一个,不过如此,没什么了不起嘛!照样还是反感对立,心谤腹非。从现在开始陈晓颖必须时刻把握住对方的心理状态。李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最好,因为此刻他还不想扮演检察官的角色,要尽可能地使自己平民化。
  他套近乎地说:“老李,打起点精神来,聊聊。”
  李真说:“有什么好聊的,我的问题都说清了。”
  同时转过头来,与陈晓颖的目光形成了片刻的对视,然后又看着别处了。
  陈晓颖注意到,李真对他有点反应了,不像一开始那样漠然了。因为他那火热的善意的目光是任何人都不好拒绝的,再加上宏亮的富有磁性的声音,李真能够无动于衷吗?他也是人,不是怪物。
  陈晓颖说:“今天咱们不谈案情,谁谈案情谁犯规。”说着扭了扭身子,伸了伸胳膊,很随便地放松了一下自己。
  李真冷笑了一下,坐着不动。
  陈晓颖知道,他以为自己是在表演。难道不是吗?必须去掉表演,不谈案情就是不谈案情,好好地跟他聊一聊,作为一个普通人跟他侃一侃,你不是早就渴望着这样吗?去掉任何功利主义,了解一下这个人复杂的心灵。
  “那么谈什么呢?”陈晓颖说,说得很缓慢,做出思考状。
  “没什么可谈的。”李真说。
  其实这时候他倒很希望“我们的领导”追问一下案子上的事,那么他就可以驾轻就熟地一路解释下去,控制住审讯的局面。可惜陈晓颖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不,有的可谈。世界之广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发达,人生之苦短,我们谈什么不可以呢?”他激动地说,自己先投入进去了。
  李真很明显地反应了一下,竖起了耳朵。这倒是有些别开生面。多少天来,老在案情里搅,他也有点腻了。自己不是个没有学问的人,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学历史书也没少读过。可惜场合不对,没有人跟他进行这方面的对话。难道这位领导对这个能感兴趣?不会是附庸风雅,说说拉倒吧?
  但这时候的陈晓颖已经顾不上分析对方的心理状态了,他完全投入,走不出来了。陈晓颖虽然忘记了监视对方的心理变化,但这种投入却十分感人,使他的谈话增强了说服力。同样的话如果你让对方听出是专门针对他教育他的,那感染力就小,因为他有抵触情绪;反之,你那话是自己有感而发,没有指向对方,纯粹是自己的一种感慨,那么感染力就增强了。所以他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
  陈晓颖说:“既然人生苦短,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张扬精神的东西,在精神上求得幸福和解脱。”
  李真震动了一下。他现在太苦,而且有可能也太短了。他虽然千方百计地狡辩,但内心是空虚和惧怕的,颇有走投无路之感。这时候陈晓颖突然点出了精神上的幸福和解脱,他不能不为之一动。
  可是陈晓颖已经关照不了这么多了。他确实感到了人生的苦短,自己也很苦短,你能比现在立刻就结束生命的人长多少呢?长不了多少啊!可是精神的追求和享受是无限的。
  李真听进去了。虽然至此李真还没有主动跟陈晓颖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有一种听的渴望。路是弯的,理是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同样,真理面前谁也不是铜墙铁壁。陈晓颖觉出了李真的变化,因为他在投入的过程中,有时也免不了跳出来一下。他伸手去够摆在桌子上的中华烟,见李真也站了起来,就停下了手。李真果然走了过来,抽出一支烟,递给了陈组长,并打着火给他点上了。
  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不过不管李真怎样,陈晓颖都要说下去,他止不住自己了。他说起了《红楼梦》。他问李真你读过吗?李真说当然读过。那好,我给你背一段,他说。李真不相信他能背,一撇嘴,准备看他的笑话。
  但是他背出来了,就是凤姐出场的那一段:“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一直背到”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李真的兴趣来了,女人在什么时候都是特别提神的东西,何况如王熙凤这样才智过人的大美人。但紧接着贾宝玉就出家去了,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剩下“好了歌”。好了,也就了了。李真对这一点体会颇深,说道,世人都说金钱好,金钱到手,人进来了。最后是《红楼梦》结尾的那首诗:“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李真真的震动了。人生不过黄粱一梦罢了。从对红粉佳人的欣赏,到对人生悲欢的思考,这个反差太大了!“好了歌”太好了!
  又侃《水浒》。又说司马迁。外国名著也上来了,斯汤达的《红与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李真惊奇陈组长竟然这样学富五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一百单八将的姓名绰号张口就来,白虎节堂林冲献刀,被高俅陷害那一节讲得有声有色。对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先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后“本纪”、“世家”、“列传”一一道来。
  李真也很爱读书,但不求甚解,在陈晓颖讲着的时候,他也偶尔插上几句。
  他对高俅很有看法。
  谈到《红与黑》的男主角于连·索莱尔,他振奋起来。这个做家庭教师的锯木工的儿子,从大胆地抓住女主人德·莱纳夫人的手开始,一步步走进上流社会,最后又被上流社会所不容,而走上绞架。陈晓颖讲述着这一故事,李真唏嘘不已。最后是莎翁的悲剧(他不讲喜剧),奥赛罗、苔丝狄蒙娜、哈姆雷特、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死亡。然后他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结束了“阅读欣赏”:“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这是可着头做的帽子,太对李真的号了。他现在思考的几乎没有别的,生,还是死,这对他的确是个天大的问题。随着讲述的戛然而止,审讯室里变得出奇地寂静。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严肃的问题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李真又站起来,给陈晓颖点上一棵烟后,自己也随手抽了一支,点上了。
  生死的确是人生的一大课题,人人需要面对。一个漫长,一个永久,但过渡只有一刹那。人们所惧怕的就是这个过渡。紧张的李真见陈晓颖面对这个问题也不轻松,便有了一种亲近感。他说,陈组长,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晓颖从思考中挣扎出来,说道,灵与肉终归是要分离的。
  你也相信灵魂不灭吗?
  不,我不相信,我是无神论者。陈晓颖说,范缜的《神灭论》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这就是说,灵与肉是一个统一体,肉体一旦消亡,灵魂也即飞升。
  飞升是有还是无呢?李真问。
  那就要看自己的想像力了。陈晓颖说着爽朗地笑起来。
  这又是一个很有内容的空白。此刻陈晓颖又从自我投入的状态中跳了出来,他知道李真现在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他的事有多大他自己最清楚,虽然有侥幸心理,但那只是侥幸,概率是很低的。法无可贷。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正在向他一步步迫近。他这聪明人能不知道这一点吗?面对着肉体的消亡,只有向灵魂乞求安慰。
  作为检察官的陈晓颖他只能加速李真的认罪进程,而不能相反。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使当事人的灵魂得到升华,精神得到享受和充实,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肉体对于任何人最终都是要死掉的,但灵魂却是另一回事了,给人留下无尽想像的空间。为什么要说破呢?说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灵魂告别肉体之前,最好能有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结论,不要稀哩糊涂和不清不白,更不能带有罪孽感。李真正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不安。
  陈晓颖要帮他解脱。但现场出现了沉默。由何处入手,从哪里开头?
  陈晓颖突然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李真说:“叫可可。”
  陈晓颖说:“可可,可可,既可爱,又可怜啊!我看过他的照片。”
  李真更加专注地倾听着。陈晓颖说:“你儿子不当大队干部了。”
  那是指上小学的儿子不当少先队的干部了。原因可想而知。
  第十八章
  18、人生的“精气神”
  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一水缸。李真潸然泪下。儿子聪明可爱,但从小失去母爱,对李真依恋感很强。他经常带着孩子上班、吃饭,出差两天都不放心,都要给儿子打电话。可是进来之后,3 个多月没见到儿子了!
  陈晓颖继续告诉他,小伙伴们不再跟他儿子一起玩了,大一点的孩子还欺负他。儿子就哭着说:“你们别打我了,是我爸爸出事了,不是我出事了。”
  李真更加揪心起来。他多次梦见儿子哭着找他,要他回家,回家陪他。有一次他梦见他的亲戚把对他的痛恨转嫁到儿子身上,他们打他,不让他吃饭,在一片迷迷蒙蒙的雾中,他看到儿子泪流满面跪着求他:“爸爸,我不在别人家了,你带我回咱们家吧!”他伸手想把儿子抱起来,可铐子铐着手一点动弹不得,只能望着儿子哭,就哭醒了,再也不能入睡,就含泪给儿子写信道:“亲爱的儿子,爸爸也想你,但是却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疼你了,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学会忍受,做个好孩子……”
  李真说:“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可儿子对我亲,我认为世上只有父亲好。”
  陈晓颖说:“你说得不错,妈妈偏重感情上的爱,父亲则是从理性上关心孩子的成长。这样的例子古已有之。”
  李真吃顺不吃戗,洗耳恭听。
  陈晓颖便连说带背《触龙说赵太后》。左师触龙向太后推荐自己的小儿子当宫中卫士,赵太后说你很爱怜少子啊!触龙说甚于妇人。赵太后说不对,我非常爱我的儿子长安君。老臣触龙说非也,你更爱你的女儿,使她远嫁燕国,“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可是你对长安君呢?“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听了老臣的话,赵太后马上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从而使齐国发兵救赵,共同抵御秦国的进攻。
  陈晓颖说:“作为一个父亲,必须目光远大,为孩子的锻炼成长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而不是一时也离不开的溺爱。你咂巴咂巴,是不是这个理儿?”
  李真灰心丧气地说:“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陈晓颖说:“你现在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作人的榜样!”
  李真冷笑一下说:“反面教材?”
  陈晓颖说:“反面教材也不都一样,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不能一锅子面烂到底。像你现在这样不敢袒露开自己的灵魂,不敢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正的李真,不仅向众人交不了账,向你的儿子也交不了账,在他幼小的心里,你永远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父亲,而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
  不知是怎么搞的,过去审讯时李真的那种狡辩再也用不上了。虽然他几次想用,什么小错无罪之类,但就是插不进来。他一直在一个高的层次上跟陈组长周旋,并且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这种对话,还感到很舒服,喜欢对一些问题的那种挑战性的提法和见解,他愿意这样谈下去。这是高屋建瓴。也好像是两个高手在论剑,你突然再使出初学者的招术来,就显得太没有必要,而且也太可笑了。
  陈晓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李真那些低档次的狡辩,已经不攻自破了。开始以为他还会老调重谈,再来狡辩,那就跟他探讨探讨,并不打断他,现在看没这必要了。这也证明李真的水平并不低。
  腐败势力不是孤立的。陈晓颖跟李真对上了阵,短兵相接了,但那只是整个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还有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的斗争在悄悄进行。主战场很重要,它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面上的斗争也可以影响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刘森收到的恐吓信更多了。
  侯磊不仅收到恐吓信,还收到劝降书。侯磊与腐败势力的对立由来已久。这是由他的职务所决定的,也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此人正直、清廉,注意身心修养。他认为这很重要。一个人在短短的一生中,活的是什么?理解各不相同,答案千奇百怪,但侯磊的回答很简单:精气神。要活出个精气神来!
  精,就是崇高精神;气,就是浩然正气;神,就是健康灵魂。
  这样,灵与肉就组成了一首优美而和谐的乐曲,走到哪里都铿锵有声地响着,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响当当”。干了事情,不谋私利,不用担心有人指脊梁骨,再加上文采和知识,能力和水平,那是何等的自豪与惬意啊!还额外索取什么呢?作一个有品位的人,足矣。
  李真没有弄明白,没有活出精气神来,把自己糟践了。
  他丧失理想信念,精神境界谈不上了。索贿受贿,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正气?于是灵魂随之肮脏,灵与肉一起腐朽,虽然走到哪里也弄出些响声来,发号施令,豪言壮语,但那是为了掩饰灵与肉发出的衰败之声。
  不想活出他所提倡的那种“精气神”,而是打起精气神大捞一把的人,并非李真一个。腐败现象已经很严重。虽然侯磊绝对不是孤家寡人,却难免有时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前后左右受到夹击。
  都说搞腐败的人活得很累,其实不想腐败的人不仅更累,而且更难,进而还要惩治腐败的人,那就累上加累,难上加难了。但只有真正行动的人才有这种感觉。空喊口号,作表面文章的人没有这种感觉。
  侯磊是真正行动的人。
  于是他受了许多磨难。借用“样板戏”的一句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
  但是,不管怎样,别说你还坐在检察长这个位子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正直的人,也要为反腐败出一把力。
  大案要案在不断地查下去,尽管有的受到很大干扰。老百姓告状难,他首创“检务公开制度”,全国推广。他让检察院与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采取措施,减少犯罪。等等,等等,他倾其全力,千方百计,筑起一条遏制腐败的堤坝,阻止“前腐后继”的势头。
  但是,虽有成效,腐败却仍在蔓延。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决心和力度。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还有随之查办的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案件,对于河北省来说,是一次带有决定性质的反腐败斗争。如果能从头到尾,彻查严办,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那就不仅令人失望,而且后患无穷。
  侯磊担心的就是这个。
  现在陈晓颖上去了,如果还不能尽快拿下,局势的变化谁也难以预料。
  即使能拿下来,也只是主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面上的斗争如何,还将直接影响主战场。也许会使它前功尽弃。所以侯磊才这样重视面上的斗争。
  他没有把恐吓信纯粹当成恐吓信来看,以为就是为了威胁威胁自己,没那么简单,那是面上斗争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从恐吓信的内容来看,反面的力量还很强大,上下串通,盘根错节。他们质问侯磊,拉侯磊,恐吓侯磊。李真还没有被拿下,给他们找到了借口。李真没有大问题嘛,为什么还不放?李真没问题,说情人就更没问题,是秉公直言,师出有名,讨伐有名,恐吓有名。
  这的确够叫劲的。陈晓颖,你可得把李真拿下来啊!
  但是,即使李真被拿下了,他们仍然会找到新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上了一定层次的恐吓。那些匿名信就不应该称之为“恐吓信”,而要谓之曰“讨战书”。他们不是大势已去,别无它法,吓唬吓唬你就算完事了,而是分庭抗礼,兴师问罪。所以侯磊想到的也就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这次查办李真案件的成败。
  成与败,还没有一锤定音。
  反方的力量是不能小视的。不说背后的强大势力,光李真一案最后受到司法处理的就达47人,其中厅级干部8 人,处级干部14人。被纪委作党纪政纪处理的人更多。这是一股力量,而且它的背后还有力量。如果不能彻查处理,那么活动起来将十分可怕。即使最大限度地查办了,仍然会有隐藏下来的,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针对这张看不见的网,侯磊提出了统分结合,异地办案。变了一个阵势,换了一下地点。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河北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案件分成两级,一级案件由专案组直接组织指挥查办,二级案件由省检察院指定有关基层检察机关查办。无论一级案件,还是二级案件,都实行主办检察官责任制,检察长是第一责任人,副检察长是直接责任人。这样一来,不仅阵势变了,刀把子也牢牢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了。于是,别有用心的人,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这还不够,还要把游击战术运用进来,异地关押,异地办案,让对方鞭长莫及,两眼一抹黑。
  第十九章
  19、利益均沾
  侯磊想得很周全。只有感到危机的人,才能想得周全。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读理论书籍,也读政治小说。读报花的时间也不少,重要的用红笔画上,然后由秘书剪下来。他总要把本职工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研究,还把心得体会写下来。报纸杂志就向他要文章。《检察日报》为他开了一个专栏,每周星期三发一篇,最后结集出版,曰《周三杂记》。他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收集了很多,举办过展览。他很平淡而正统地生活着。远离声色犬马。很有心思反腐败。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因为思考,而产生危机感;因为研究,而想得很周全。
  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一天一小宴,两天一大宴,那就很难保持他这样一种心情了。他的心情保持得很好:客观,冷静。面对检察工作,必须是这种心情。这是一种静态。他在静态中思考和研究。越思考,越研究,工作任务就越重,越多,越细。他必须赶快坐上那部性能良好的轿车,风驰电掣地去办。这是一种动态。他在动态中操作和指挥。
  把陈晓颖派上阵去就是一种操作。告诉陈晓颖怎么干就是指挥。
  他坐在小车里用手机与各方面联系,发布指示,部署工作。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不断超越前面的车辆。他不怕危险。曾经出过一次车祸,也不接受教训。他要赶时间。他经常在午间和夜间出动,正好给支持不住的身体留个休息时间。他躺在后排座位上睡得很香。那次车祸就是在睡梦中发生的。
  到各个分级负责的办案点上去已经很劳累,都需要他听情况,拿主意。但他还有额外的任务。
  新闻舆论对反腐败的宣传报道是很敏感的,遇有重点题材,定会抓住不放。一般情况下,在案子还没有查结时,是不让报道的,把记者拒之门外。但侯磊不这样,他很尊重记者。自己也是搞文字出身,知道舆论宣传的价值和作用。他接待记者,在不涉及机密的范围内,谈一些情况,利用舆论监督,推动案件查办。这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查办李真这个案子,从上到下,情况都很复杂。在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之前,谁胜谁负,很难预料。有时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平衡,对立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这时候如果给予宣传报道,借用一下舆论监督的力量,就等于向天平的一方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立刻打破平衡,出现新的转机。
  面对复杂的局面,面对全方位的阻力,侯磊不得不想到这一切。
  如果他只知道孤立地指挥专案组,而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他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很可能最后失败的是他侯磊。所以他要抓宣传报道。
  干什么事总是要先造成舆论,何况反腐败这样的大事?群众迫切想知道李真的事情,那就让大家知道好了,天不会塌下来。
  新华社记者就李真案件作了出色的宣传,对案件查办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效果也非常好。记者们感谢侯磊检察长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侯磊说:“我还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对待2000万元巨款,李真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他不应该急于从吴庆五那里索取回报,论彼此的人品和友谊,这件事都应该从长计议。不过当时也太让人眼红了,李真怎么能搂得住?当时李真、吴庆五和乙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最困难的时期三个人差点闹崩了。那就是1993年夏天,三个人一直对2000万元的处理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之前吴庆五已经向乙借过两次款。一笔是给他的朋友海南世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高某借的,一笔是自己借的,各1000万元。吴庆五想让乙用调汇的那2000万元利润给他冲抵了。可是乙有想法,不同意。其实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他也想分点。如果这钱都给了吴庆五,也就是等于给了吴庆五和李真两个人,他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李真也有些犹豫,吴庆五就向他解释说:“这利润是你和李国庭的因素才产生的,跟乙没有关系。况且他通过调汇已经得了很大的实惠。所以这钱应该转到我的名下,只给李国庭一定的回报就是了。至于咱们俩,那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李真同意吴庆五的观点,2000万元应该以合法的形式转到吴庆五身上。但是乙不同意,一切都办不成。点了戏没人去唱。李国庭倒是可以唱,但吴庆五认为烟厂转款不安全。只有乙是合适人选。乙没有利益,又担风险,坚决不干。方话不入圆耳朵,反贴门神不对脸,三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正是在这个时候乙出事了,吴庆五、李真合力把他救出来,乙才彻底改变了观点,世上哪儿有烧不热的锅?关键时刻还得靠哥儿们。通过这次出事他也看出来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该干就得干。况且自己得的实惠已经不少了,你吃稠的总得让朋友们也喝点稀的吧,没有朋友你能干成这么大事吗?再僵下去,李、吴二人跟你掰了,你就完了。
  河北证券公司以短期融资的形式贷给张家口烟厂5000万元,可是这款直接汇到东租冀办公司,除了李国庭,烟厂根本没有人知道这笔贷款。不久上边就下达了文件,要求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短期融资必须尽快收回。行长立刻催李真帮忙收回这笔贷款。乙不着急,吴更不着急。最后李真还是动员李国庭把款还上了。李国庭说:“小李,我们做事太仗义了,为了帮助别人,差点把自己装进去。今后再不能做这种傻事了。”
  其实烟厂也没有钱,由省行协调,让张家口工商行贷给烟厂5000万元,然后直接打到河北证券公司的账上了。拆东墙,补西墙。烟厂的其他领导和财务人员对这一操作莫名其妙,打电话问李国庭,李国庭说在河北宾馆见省领导批的,偿还59号贷款了。张家口烟厂在东租冀办账上确实欠着一个5000多万元的59号贷款,这是长期替烟厂购买进口设备积攒下来的老账。总之通过调汇、贷款、还款这么里外一倒腾,乙领导的东租冀办骗取了张家口烟厂5600万元,不仅有明着的李真和吴庆五都知道的2000万元的利润,还有他们并不知道,只有乙一个人知道的购买国外公司的250 万美元和注册秦皇岛中兴电子公司的250 万美元。
  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面对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元和人民币,三人热情高涨,前赴后继,最后变成了“前腐后继”。
  乙是稳扎稳打,吴是急于求成,李是摇旗呐喊。
  先由李真跟乙谈妥,高某的1000万元借款,东租冀办不要了,直接汇到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然后李真对吴庆五说:“高某借的1000万元不要给乙了,让他给我们,顶我们2000万中的1000万。”
  吴庆五就通知高某,说有个投资计划,东租冀办把钱借给我了,你赶快把钱打过来。不久,高某就把1000万元和180 万元利息汇入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
  吴庆五要求乙也把自己借的那1000万元用同样的办法顶了。乙同意。过了几天乙对吴说:“我把账平了,你借的那1000万元就算清了。你签的那份贷款合同在我家里,抽空找出来给你。”然后乙就到国外办公司去了。
  至此,吴庆五和李真已有了2000万元,飞机打哆嗦———抖上天去了。当然这笔款暂时只能记在吴庆五的账上。他们也想到了,凭空得了这么多钱,将来会不会有麻烦?但是刮别人的油,长自己的膘,已经形成习惯,改不了啦。
  李真还与乙、吴庆五利用河北企业投资公司在国外办的尼瓦利斯公司共同谋取了300 万美元的国有股份,并且于1995年实分红利每人10万美元。李真的10万美元由吴庆五打到新加坡柳絮的账户上,1997年李、柳二人分手后,李真抢走了装有存折的手提箱,然后转移到香港的保险箱里。
  名义上那2000万元是吴庆五的,但二人有言在先,互相支援。前一段都是李真支援吴庆五,现在该吴庆五支援李真了。
  1994年初,李真把吴庆五叫到家里,说柳絮要到新加坡学习,实际是办移民,需要5 万美元。吴庆五就马上回香港,把5 万美元换来了,交给了他和柳絮。李真说:“谢谢你!你真够朋友。”
  1993年吴庆五在北京花市买了两套住房,他和李真每人一套,但是到了1996年房子还不交工。李真说我不要房子了,给我10万美元吧!吴庆五又赶紧到香港换回10万美元,送到他家里,说:“花市房子钱给你带来了。”李真说:“这就行了,我也不再向你要钱了。”
  第二十章
  20、审官与罪犯还在讲学问
  吴庆五在北京西什库买了10套房子,据他交待这是他花钱为自己和李真共同买的,但实际落实到李真名下的是一套房子。1996年初,李真住在河北办事处,让吴庆五领着去看房子,说要一门403 那套,吴庆五就把钥匙给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李真又拉他去看房子,正在装修。李真说:“庆五,我得买套家具。10万。”吴庆五说:“行。”一个月后,还是在那套房子里,吴庆五给了李真10万元人民币。
  1998年李国庭出事了,专案组在查烟厂5000万元贷款的事。李真、吴庆五脚上长草———慌(荒)了手脚。他们赶快问乙,有事没有?乙说5000万元贷款都用在给烟厂购买进口设备上了,不会出问题。二人虽然谁也没有看到他怎么购买设备的,但还是放心了。乙很有办法。又问调汇问题。乙说,1 :10体现在烟厂的账上。又问政策性汇率,即1 :6 明朗化了怎么办?乙说最多只是双方利益分配上的调整。又问,那么2000万呢?查不出来吗?乙说,难说,真查就能查出来。
  完了!最担心的问题还是不能打保票。财黑惹祸,树大招风。赶快想辙吧!
  吴庆五与李真商量。吴庆五同意把已经让乙放弃债权的2000万元继续改为贷款。他给高某打电话说:“你那1000万元贷款就说还没有还呢,让我拿去用了。你先承担一下,如果要求还,你就再还一次,我将来想办法还给你。”
  至于自己原来借的那1000万元,再补个借款手续就行了,反正都用在保定工程上了,承认是借款,还没还。接着便与在香港的乙联系上,让他补个贷款协议。吴庆五向乙的妻子要了合同纸,又怕印泥被分析出来,出问题,而没有补。他对李真说:“不管谁说,都是借贷问题。乙最多也是挪用公款问题,判15年。我没问题。”又说:“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说不知道,跟你没关系。这是借贷行为。”
  就在他们这样慌手慌脚堵窟窿的时候,乙却在国外稳坐钓鱼台。向高某和吴庆五的贷款合同他还都保留着,说用调汇利润充顶只是一句空话。他不想使自己太被动。他对李、吴讲把账平了,其实也是虚晃一枪。账是没办法平的。后来乙交待说:“主要是李真提要求,我就说账平了,这样他们就以为2000万元不再是借款了,已经变成他们个人的了。”
  但当时为了对付张家口烟厂,乙说把账弄丢了。反正东租冀办撤销,河北企业投资公司成立,过去的账没用了,弄丢了,吹灯拔蜡了,看你有什么办法?哄死人不偿命。他手下的财会人员说,乙对他们讲,东租冀办撤销了,业务不开展了,所有的账都封存,由我保管。我们就把所有的账搬到他的办公室,也没清点、登记。后来在企业投资公司的新账上,就没有再见到海南世通公司的2000万元,床底下的蚊子———不在账(帐)内了。
  “丢账”这一手很绝,胡萝卜就烧酒,仗个干脆。这样乙在跟张家口烟厂算总账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根本就没有账了,还顾虑个什么?再说烟厂根本无人知道外汇额度的事,所以统统按1 :10结算,最后烟厂还欠东租冀办800 万美元。烟厂的财会人员不理解,乙就开导说:“你就别问啦。这你还不清楚?跟李国庭干这么多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得,一切都安在李国庭头上了。吓得那个烟厂管财务的人说:“我有几个脑袋还敢再说下去。”
  监视室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包括过去审讯过李真的同行,从陈晓颖一进审讯室,就为他捏着一把汗。那里是赛场,他们是加油助威的观众。一开始他们比陈晓颖还紧张。他们认为陈晓颖太放得开了,太不紧张了。现在看来,真多亏了这种放松,真正的放松。放松和随意把李真瓦解了。再加上博闻强记的高水平、高素质。古文谁背得了?外国文学名著谁读过那么多?另外还有起点和创意,即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和创意。陈晓颖有点玩艺儿。但李真最终会怎样呢?现在虽然谈得很好,但也只是光听见水响,看不见鱼跳。这样轻松的聊天还要持续多久李真才能交待问题?十天八天?半个月?一个月拿下来行不行?那么陈晓颖还得背多少书?他撑得住吗?
  从表情上看得出来,李真很想做陈晓颖提倡的那种父亲。但是他现在还做不了,他不知从何做起,从何说起,与肉体搅在一起的灵魂已经成了一团乱麻,自己还搞不清楚,怎么向世人公开,如何向儿子交待呢?他想让高人陈晓颖给理一理。
  陈晓颖摆出了有问必答的样子。他觉得已经基本上跟李真沟通起来了,他看出李真开始为灵魂的问题操心了,因为肉体左右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难度。灵与肉必须分开,这对他来说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物质的东西,即金钱、美女和他的肉身,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他被判死刑,这些东西都将离他而去。当然物质不灭,但对他来说是不存在了。
  只有精神还放着光芒,还真正地属于他。身体被囚禁,灵魂却是自由的。他现在想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自由。而且肉体消亡,精神却可以留给世人,留给儿子。
  李真说:“陈组长,你叫我从何说起呢?说我坏透了,黑透了,我不服气;说我怎么好,我又没有做到,总之,我很难表述我自己。”
  陈晓颖说:“我理解,非常地理解。人的一生都有上岗下坡的时候。所以我要给你讲一个方法问题、角度问题。”
  有哪个钉钉,挂哪个瓶瓶,陈晓颖好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你读过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吗?李真说读过。那好,有一个情节你可能记得,那就是沙皇让宫廷画家们给他画像,但是谁也画不好,就给拉出去杀了。有一个画家却自动找上门来要求给沙皇画像,这不是找死吗?哪知道沙皇把他的作品拿过来一看,大声赞道,画得像!画得好!重赏画家。秘密在哪里呢?原来沙皇虽然长得高大魁梧,但有一条腿是瘸的,站不直,一只眼是瞎的,睁不开。别的画家对这两点表现得不艺术,所以被杀。毛遂自荐的画家却处理得很好,他让沙皇单腿跪着射箭,这样站不直的瘸腿看不出来了,瞎眼正好用来闭上瞄准,天衣无缝。你能说不真实吗?不能。这就是方法和角度的问题。
  李真激动了一下,好像可以按这个办法来自画像了,给自己一个能够接受的结论,给世人和儿子一个看得过去的形象。但是具体怎么画,他又茫然起来。
  陈晓颖说,欲望、追求是打破平衡的动力,然后就有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怀有欲望和追求的本体实现目标升上去;一种是,一头栽下来。关键是要看自控能力。
  聪明的李真应该知道,陈组长这是在给他一个台阶下。本来他索贿受贿和谋求晋职封疆已经是红了眼、发了疯,但陈组长没有用“贪婪”、“野心”等词汇,而是用了“欲望”和“追求”这两个词,这就舒服得多了,就好像合理处理了瞎眼和瘸腿。
  他赶快主动接下去说:“是啊,欲望太大了,没有控制好。灵魂成了肉体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别人的钱和物。”
  “打住!打住!不谈案情。你犯规了。”陈晓颖说,“我倒很想听听你对灵魂的看法。”他知道还不到说的时候。不到时辰不生,不到时辰不死。裁缝仗着热熨斗。现在火候还不够,还不到揭锅的时候,一揭三把火,不如欲擒故纵,卖个人情。
  果然李真很佩服地看着陈晓颖,那意思是,陈组长对获取罪证并不看重,而更关心他的灵魂,这使他非常感动和钦佩。
  于是二人就灵魂和欲望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探讨。李真曾经到一个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去搞调研,发现那里工人过节连蔬菜都买不起,经理得了癌症,为给企业省医药费,毅然把输液的针头拔掉。当时李真被感动得掉了泪,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可是回来插手一个建筑工程照样捞钱,真是欲壑难填。心灵、良心为什么总能闪现善的一面,但又是那么软弱,抵挡不住强烈欲望的诱惑呢?
  李真说我也看过佛经,觉得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道理也很明白,就是距离现实太远了。
  谈起佛经,陈晓颖来了兴趣,他说你读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吗?李真说翻过,这是万经之首。于是二人就佛经问题,二郎神缝皮袄———神聊(缭)了一阵。但李真心里还是有个结,佛经讲的谁能做到啊,依得王法打死人,依得佛法饿死人。陈晓颖说,我们可以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比如五祖弘忍禅师要把衣钵传授给后继者,考他们。神秀上座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觉得他行,可当接班人。但又跳出一个扫地的和尚,也口出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境界更高,就被选中了。这个扫地的和尚就是六祖慧能禅师,是我们河北涿州人。
  第二十一章
  21、《前赤壁赋》
  这都是讲的修养,要纯洁心灵,消除欲望,不受市俗污染。现实的人很难做到,难免犯许多错误,甚至犯罪。但佛祖认为,只要在肉身消亡之前的一刹那,能翻然悔悟,反躬自省,明心见性,承认罪恶,拯救灵魂,便也算合格者,合格的父亲,合格的男子汉。
  说完这一节,陈晓颖看到李真眼睛发亮,显出了一种巨大的渴望:生是不好求的了,肉体终归是要消亡的,那就追求精神的永恒,灵魂的纯净。但是仍然显出了犹豫,显出了对肉身和欲望的留恋。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脉不活,周身不遂。对此李真在事后曾做过这样的反思,他说:“欲望是无度的。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话:”上帝让你灭亡,就先让你疯狂。‘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
  他还说:“建立起‘一政一商’机制后,我们虽然挣了不少钱,但我并不满足,说穿了就是嫌弄的钱不多。于是,只要有机会我就想伸手要钱。就这样,我的胃口越来越大,胆量也越来越大。小到手表、项链,大到汽车、上百万元的工程回扣我都敢要,甚至连两千万元的公款都敢与吴庆五等人私分。可以说,到了最后,我好像就管不住自己了,见了钱不捞,心就痒得慌。”
  他要向境外转移现金,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装得还不够满,他就给李军打电话,让高某赶快送50万元来。
  欲望越来越大,欲望与时间成了正比,于是,时间也便与金钱成了正比。
  所以李真说:“对我的查处,如发生在5 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比这更严重。”
  李真案件查结之后,侯磊曾作出这样的分析:“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但欲望有良莠之分,正邪之别。如求知欲、成才欲、事业欲应该提倡;而金钱欲、权力欲、美色欲则要抑制。江泽民多次提及领导干部要‘慎欲’,要‘淡泊明志’,这并不是不允许领导干部有正当的合理的欲望和要求,但关键是要有度,要能够控制欲望、节制欲望,防止私欲膨胀。否则,让膨胀的私欲缠身,就会像雪球滚到半山腰,刹也刹不住,挡也挡不了,只有滚至涧底摔成粉末才罢休。李真就是这样,过度膨胀的私欲,把他送到了沟底。”
  山要崩,绳子箍不住。但仍可收拾。
  陈晓颖要给“沟底”的李真一种希望和解脱,使他把自己提升起来,振奋起来。
  突然,苏轼《前赤壁赋》的句子涌上心头,结合着面前的李真,他被这九百年前的大文豪感动了,苏子说得多么好啊!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也是永恒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欲望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大自然的清风明月足够你享用的了,你还要额外索取什么呢?
  于是他脱口背出:“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听着陈组长毫不”打奔儿“地一口气背完,李真敬佩不已。那优美的古文,那富有音乐感的句式,加上背诵者因为对美文早已烂熟于心,而长长短短、快快慢慢、高高低低、抑扬顿挫地吞吐得那么自如,那么陶醉,他彻底地被感染了。不用渔夫引,怎得见波涛。他走入了那种超然而美好的境界之中。
  在这种境界中探讨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李真一直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复杂现实面前,在个人政治追求和自身欲望驱使的莫测生涯之中,要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真是太难了,因为坏榜样太多,好榜样太少,即使有好的,他也不信,却信坏的,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追求虚荣和奢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听了苏轼这段古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生,似乎顿有所悟。
  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捞,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镘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道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明白得太晚了,岂止是不值,简直是自找罪受。我建议,干部被提拔之前,都要到监所来住一个月,吃这样的饭,睡这样的床,受这样的管,背监规,喊报告,集体放风和放茅……他回去再敢贪才算怪呢!”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端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儿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陈晓颖说:“但是,仍然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要向前看。”
  李真说:“唉!算我倒霉吧,李国庭要是不被查,我就没事了。偶然,一切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陈晓颖说:“任何偶然都服从于潜在的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来开辟道路,这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你出事是必然的,只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事的问题。用一句你不太爱听的话来说,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真说:“别人单纯拿这个词儿来说我,我当然不高兴,但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连苏东坡都懂得辩证法,咱共产党人就是搞辩证法的,还能不明白这个。”
  李真的虚荣心很强。有时候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虚荣心,但又不能让他走得太远,太得意忘形,那样不利于他积极认识自己和思考问题。所以有顺着的时候,也要有戗着的时候,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要不断地敲打着点儿。
  这个火候陈晓颖把握得很好,让他热一热,再让他冷一冷。太热不行,太热他就成功臣了,比谁都有理,都正确,只发表演讲,而不交待问题。太冷更不行,或者胡搅,或者一言不发。必须是不冷不热。
  有一次他说:“我以党性担保,我没有大问题。”
  陈晓颖知道他太热了,必须降温,便问:“你知道什么是党性吗?”
  李真居然不知道,吭吭哧哧说不出来。
  陈晓颖说:“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一下子他就降温了,开始老老实实思考问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就不知道党性是什么了呢?肯定也就不想具备了。
  当二人就《前赤壁赋》谈了一番之后,都感觉心情豁然开朗,感情特别亲近。
  李真说:“那境界是多么好啊!我愿永远停留在精神世界里,而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在现实世界中我没有什么出路了。”
  陈晓颖说:“刚才还说向前看,怎么又悲观了。精神上的解脱对你来说是最主要的。”
  李真说:“是啊,这已经很不错了,过去我很苦闷,现在基本想通了。这要感谢您。”
  是啊,钱是催命鬼,欲是害人精,你就是金头银面,又有何用?而精神的东西却可永存。
  陈晓颖说:“既然想通了,那么在现实中你还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出路,在精神上解脱并站立起来,这对于你,对于你的儿子、你的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咱虽然犯了罪,也不能吹糖人的改行———不做人了是吧?”
  第二十二章
  22、对立面是人民群众
  李真低下头在思考。
  陈晓颖知道又卡壳了。李真被审查以来,虽然一直态度不好,不交待问题,但他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过反思,知道它的严重性。开始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住不交待,恶运就会过去。后来感到“营救”无望,就想保全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这也是做人的标准啊!
  他曾经说过:“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一些朋友都与我友谊甚深,都是善意地互相帮助,如今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地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目前的境遇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
  但是这种李代桃僵的想法毕竟是太狭隘了,所以感到精神上无限空虚。刚才经过陈晓颖的善意沟通和有力提升,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一想到交待问题,又惯性般地回到了“名节道义”的怪圈上。
  李真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讲名节和道义的。”
  陈晓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是许云峰,你交待了问题也不是甫志高。”
  李真神经质地说:“你们无非是想把我杀了。”
  陈晓颖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杀人有什么意义呢?反腐是为了政权巩固,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你把法律看成啥了?老子说:”孰能一之,不嗜杀者能一之。‘这不是剥夺几个人生命的问题。“
  李真说:“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陈晓颖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教课书是这样说的。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体现着良心和正义。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查处腐败案件,就是替天行道。”
  李真自言自语地说:“噢,良心和正义。”
  陈晓颖知道,此刻李真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一直把这次“不幸”,看成是对立面在整他,有人在害他,所以总跟你较着劲,你不是有人整我、害我吗?我就等着有人保我、救我。现在放在法律的天平上一衡量,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法律体现的是良心和正义,而不是公报私仇。对立面整你反倒是最好的监督。
  对此他后来曾经反思说:“我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这离我太远。我给省领导做‘大秘’时,虽说有人管我,但没人能监督我。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没人能管得了我,有时只好拿批评与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一长,脑子里哪还有党纪和法律?不要说我,就连我坐的38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敢惹?”
  的确是不敢惹,李真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居住,到桥东上班时,他驾的车从来是不管红灯绿灯,总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车,谁也不敢拦。一次,在距离他机关不远的平安大街十字路口,有个新警察刚来此上班,不知闯红灯的是李真的车,上前想收他的驾驶本,他摇下车窗“老老实实”等着,等警察到了跟前,一口啐到警察脸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回去又给有关人打电话,让解聘那个警察,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平安大街十字路口值过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群众举报把他送到了党纪和法律面前。群众举报,在他看来就是“对立面”举报。其实说“对立面”也没有什么错误,他自己首先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跟他对立,难道跟他同流合污吗?
  现在经过陈组长一番强大攻势,他终于从忌恨“对立面”的狭隘角度,走到了法律的平台上,并进而上升到良心和正义的水平线。
  陈晓颖接着说:“你是一个挺开通的人,为什么这长时间还在抵赖?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你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大量证据证明你犯罪,我一声攻击令可以置你死地。根据新的刑诉法,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同样可以定罪;反之,有口供,没有证据,我们可以不定罪。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大量证据。”
  李真下意识地朝四下看了看,好像要看到那些证据似的。
  陈晓颖继续说:“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过吗?写得非常通俗,毛主席说,‘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是不是这样?李真。”李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晓颖进一步围攻:“连国民党将军都知道交枪,你却不知道。当然当时作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没有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他算不明智者。在这次战役中,其他6 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率部起义或投降了。你不如他们,不是一个好军人。”
  闹来闹去,怎么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去了。
  “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个军人,你像个商人。”陈晓颖接着说,“商人就应该知道怎么选择或交换利益。”
  李真仍然不吭。
  陈晓颖说:“同样,作为一个理智的罪犯,也应该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就算你过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吗?何苦抱着元宝井里跳?”
  李真全身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实际利益的兑现上。日头没在云里,白粥盛在盆里。人家要的是这个结果。
  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 岁,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李真仍在思索。但斧利不怕柴纹皱,陈晓颖突然凑近了他,很机密地小声说:“锣鼓不是偷打的。你往境外送两只装钱的箱子,乘的哪次航班,坐在几号位子上,我们都知道。你到香港一下飞机,就把人民币到‘两替屋’换成美元了。”
  “两替屋”兑换行的意思,是香港惯用语。
  李真蚂蚱驮砖头———吃不住劲了,慌忙说:“那就是李军看到的,但她不知道那是啥钱。”
  陈晓颖等待着,但李真意识到说漏了嘴,不再往下说了。
  是追问下去,还是继续等待,或者换个方式等待?陈晓颖决定换个方式等待。
  他说:“哎,我们犯规了。不谈案子。吃饭,吃饭去吧!”
  李真如同获救了一般。
  李真在《忏悔》中写道:由于进京活动的一些经费难以解决,向乙提出给予帮助,“他听后非常积极地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后来乙出事,他参与了营救,“乙复职后,对我感恩备至。”这样,乙就成了他“通过建立‘合理’机制,获取经济保障的”一个重要砝码。
  吴庆五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砝码。乙在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大权,适合于搞大的运作,例如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贷款问题。但在这个大的运作中,没有吴庆五也不行,他搞的是民营公司,可以通过“合理贸易的形式”化公为私。所以“一政、一商、一国企”的联合是再好不过的了,跟“一家两制”并行不悖。
  吴庆五还有别的用处。正因为他是民营公司,所以自己通过职权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立刻就能得到回报。
  第二十三章
  23、李真说他最恨腐败
  1998年5 月,吴庆五突然来到李真办公室,很激动地说:“某市二建公司经理王某是我的朋友,该公司是一个优秀单位,却在石家庄国税局大楼工程中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一定要给省四建干,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默契,主要是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在里面作怪。现在你当局长了,应当主持公道。”
  李真一听就火了。这发火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朋友(吴庆五的朋友就是他朋友)遇到了麻烦,自然要非常仗义地发火;二是给朋友造成麻烦的原因竟然是不搞招投标,这就更可以假公济私理直气壮地发火。帮亲不帮理,现在帮到理上了。他立刻给石家庄国税局局长打电话:“你们办公大楼工程为什么不让某市二建参加公开招标?前段省局下达的文件看到没有?”
  局长说:“我们已经和省四建议标定了,都签了合同了,没办法再改了。”李真更生气了:“那怎么没办法改?为什么不按省局精神办?议标容易出问题,为什么议标?我决定重新进行招标,走正常基建手续。这个工程就得让某市二建干。你回头和书记说,这是我的意见。”
  牛不吃水强按头。既然让招标,却又指定让某市二建干,这不是横竖不讲道理吗?
  打完电话,冷静一下,又觉得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和下面局长的关系处不好了,对自己也不利。就又拨通了局长的电话解释说:“刚才是吴庆五找了我,他和二建的关系不错。”
  接着他又给副局长打了电话,对副局长就不客气了,一顿批评,说不要搞什么名堂,要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刚放下电话,局长就找他,说了李真意见,副局长说李真刚找过他,批评了一顿。局长说:“我们也顶不住,只能照李真讲的办了。”
  过后李真又给副局长家里打电话催了一回。副局长只得忙着向建委打议标改招标的报告。还得装模作样地向建委写邀请招标申请。被邀请的单位有:河北四建、中建一局六公司、某市二建、河北冶金建筑公司、石家庄建工集团。明知道除了二建,别的单位都是陪榜的,也得这么做。为了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把二建石家庄分公司王经理叫到自己的小汽车里,偷着说了招标的想法和办法,看了他们的材料,以便能让他们中标。但还不放心,让他们在标书上做个记号,后来因为事先看了标书的内容,记住了,就没让做记号。经过一番折腾,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终于让某市二建中了标。
  中了标了,签了合同了,按照惯例,下一步就该给中介费了。对于这个程序,李真早就非常熟悉了。这是“政、商、企”配合捞钱的最佳模式。李真是“政”,有权力,但不好直接出面要钱。吴庆五是“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要钱,然后再把钱的一半给他。某市二建是“企”,国企,有实力,能出钱,是钱的雄厚发源地。过去跟丙那个“商”配合,李真得了不少的钱,且配合默契,现在跟吴庆五配合,还有点生疏。
  吴庆五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李真说:“没关系。”
  这时他肯定很希望听到中介费的问题了,而且不能少于6 个百分点。但是吴庆五却没有下文了。
  他就忍不住提示说:“庆五,你就白给他们帮忙啊?现在都收中介费的,你已经下海做生意,该要的钱就要。我在北戴河建了一个宾馆,总投资6000万元,我向施工队要了6 个点。”
  吴庆五兴奋地说:“那就是360 万啊!”
  李真说:“对。但是这个钱我现在还不敢拿。但是你可以拿。”
  他得有所保留,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正因为李真不能明着拿,才需要吴庆五这个中间人。联想起在某市二建参加投标过程中,李真曾向吴庆五流露过:“我和柳絮离婚后关系很紧张,在新加坡的存款都控制在柳絮手中,我要办什么事,用钱都很困难。”吴庆五就觉得更有必要帮李真要到中介费了。过了不久,吴庆五向王经理要了50万元,又按10:1 的黑市价,换成了5 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在运转“政、商、企”配套谋私的“合理机制”中,很注意“中间商”的身份。吴庆五当然有身份,过去的丙也有身份,甲更是有身份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不容易出问题。
  1996年5 月,甲带人找到在北京出差的李真,为深圳某公司刘某推销税务数据采集器。李真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当时他还是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决定事情必须跟一把手商量。回到局里向郑局长汇报后,得到同意,便在全省国税系统推行税务数据采集器,并且成立了领导小组,由郑局长任组长,李真任副组长,一位处长具体落实。搞得很像一回事,似乎没有机会谋私了。但是李真把那位处长叫到办公室,授意将此项目交给深圳的刘某来做。结果与刘某签订了总价款1800万元的供货协议。
  事成之后的1997年1 月,刘某以赞助甲拍电视剧和感谢李真的名义汇入甲指定的账户200 万元。这200 万元怎么分配呢?甲觉得欠了李真一个大人情,没个说法是不行的,因为李真曾反复向他强调办这件事太难了。于是他就对李真说:“这个项目做了,给你点利润。”李真毫不客气:“那就在北京给我买套房子吧!”甲说:“曹某盖的住宅楼不错,在阳明广场。”
  就去看楼,是阳明公寓甲座某室,外销公寓,很贵。李真说:“便宜点。”曹说:“最低不低于每平方米8000元,给100 万,买一套。”结果就买了一套,让甲付的账。李真让曹某替他装修。曹花了20万元,李真给了10万元。曹说:“这也不够啊!”李真说:“先装着!先装着!”以后便不了了之。
  李真见曹戴的表不错,劳力士,10万元买的,曹就说:“你喜欢就给你。”李真就跟他换了表。
  李真觉得自己加入了高层社会。他们有背景,有经济实力,而自己有权力。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敢小瞧他。他把自己的情妇李军也介绍给他们,增加一些商业交往,以巩固和加强这种关系。
  李真跟北京某部门一个干部关系不错,就把李军介绍给他,让他帮着李军在北京发展。为了同这名干部搞好关系,李真把邢台国税局培训中心的工程交给其弟去做。其弟是北京某实业公司的经理,他把工程交给了江苏省的一个建筑公司。为了感谢李真,其弟共给了他4.5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李军送的。
  李军是李真的一个重要助手。特别是李真与柳絮离婚后,李军的作用就更大了。
  1998年,省国税局要在廊坊市建设一个培训中心,预计造价3000万元。李真把李军叫到石家庄,问:“有没有人干?”李军没有马上回答。李真就说:“以后没有机会了,这是最后一次。给高某干这工程怎么样?好处费给6 -7 %。”李军了解高某,说只能给5 %。李真说:“5 %就5 %吧!你告诉他,好处费一次提清,要现款。”然后又抱怨说:“要这么少,何必找他呢!”
  过后,廊坊市国税局长到省局汇报建培训中心的准备工作,汇报完之后,李真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上面有人介绍省三建多次想干我们国税局的项目,我听说省三建在秦皇岛做的几个项目质量不错,我把它推荐给你们,让省三建投标。”
  这话虽然没有点明一定让省三建秦皇岛分公司的高某干,但李真相信局长会明白他的意思,贯彻他的意见,让省三建干这工程。局长确实听懂了,说回去考虑考虑,安排安排。李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说道:“我这一生最恨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忘恩负义的人,一种是搞腐败的人。”
  局长大吃一惊,房檐头上逮鸡,不好捉摸,只得忐忑不安地离开了。
  回来赶紧找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商量。副局长说:“我认为推荐不过是用词方式,谁敢违背?实际上已经指定了单位。”
  果然,李真嫌招标进度慢,省三建早就做好准备了。“再这样就不让你们干了!”李真说。局长便很害怕,赶紧请求原谅。
  又得进度快,又得保证三建中标,很不容易。幸好一个单位资料不全,废标了,一个单位迟到了,被取消资格,省三建自然中标。但这只是土建工程部分,主体工程还没有招标,主体工程也得让省三建干。两位局长便上下忙活,找三建分公司项目经理,找招标代理人,让他们互相通气。那个项目经理说:“我们知道了初核标底,中标无疑。”
  二位局长也有抱怨,说李真老这么指定,我们将来怎么办?房檐头上的泥娃娃,没路可走了。
  终于召开了招标大会,领导讲话,宣布投标书,宣布评标办法,各投标企业抽签儿,开标,唱标,各投标企业介绍标书内容,每家限时20分钟。很热闹,也很简单,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省三建中标。
  第二十四章
  24、“百团大战”
  但高某并不太高兴。这位省三建秦皇岛分公司总经理,一般给中介费都是2 %-3 %,李军却要他5 %。李军说:“我怎么看你不太积极。”他没言声。李军也猜到了他不高兴的原因,不仅百分点高,而且还没招标,李真就要走了50万元,说是中标没问题,如不中标算借。
  她就委屈地说:“不知道我过的啥日子,常常被李真骂得够呛。”柔肠粉泪,差点哭了。
  原来李真一贯是很霸道的,再加上上边要查他,心情更坏,所以李军得不到好脸。急着要钱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4 月初,李真急于将国内存款转移到香港去,便通知当时在北京谈项目的李军:“让老高准备50万块钱,我有急用。”她先让在秦皇岛的外甥女从高某那里要来钱放在家里,第二天她回秦皇岛把钱取到北京。
  她进屋刚开灯不大一会儿,李真就来了。李真把一大一小两只箱子弄进屋里,大的有80厘米长,40厘米高,小的是一只密码箱。大箱子里装的全是钱,小箱子的钱没装满,装了一些衣服,就把50万元装进了小箱子里。李真是要把这些钱转移到境外去,但是除了自己保管,交给谁也不放心。方的不滚,圆的不稳,谁也信不过。柳絮就是个例子。李军很吃力地帮他把大箱子抬出楼梯口。第二天李真到了香港。
  李真中午睡了个3 小时,3 点多钟谈话又开始了。
  李真满腹心事的样子,犹犹豫豫、神情不定,心上心下的。
  陈晓颖意识到不能盯得太紧,应该随便聊聊,放松一下了。先谈超声波,又谈黑洞。够现代的吧?但陈晓颖说,老子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早用哲学思想把这都概括进去了。是吗?当然。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不就是指的这个吗?你能听到超声波吗?你知道黑洞什么样吗?还有大智若愚,大器晚成,都是老子说的。李真说,老子真不简单,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信《易经》,也信测字。这时候李瑛插嘴说,我们陈组长就特别会测字。李真说,是吗?那给我测一个。
  “测个什么字呢?”李真显出发愁和悲观的样子,“我都被押到外省了,河北都不管我了,怕有人救我。那么您就给我测个‘外’字吧!”
  陈晓颖思忖片刻说道:“从左边看,你的政治前途已经夕阳西下;从右边看,你的生存命运还是吉凶未卜。”
  李真垂头丧气地说:“情况很不妙是吧?”
  陈晓颖说:“但这就是你目前的处境,真实处境。”
  “能不能有所改变———从字儿上看?”李真问。
  “那咱们试一试。”陈晓颖说,“如果下面加个‘口’,也就是说,给你一张嘴,让你说,让你狡辩———你108 天都在用这张嘴狡辩,那么,这个字念什么呢?”
  “念‘咎’,咎由自取的‘咎’。”李真说,情绪很不乐观。
  “这就是说,尽管你怎么狡辩,也是难辞其咎。”陈晓颖说。
  李真说:“那我要不说,不开口呢?”
  “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口’藏起来,加一个盖儿。”陈晓颖说,并拿起笔来,在‘外’字上面加了一横,“这念什么?”
  “死”“对,死路一条。”
  李真非常沮丧了:“难道我就没有活路了吗?”
  陈晓颖说:“不,死路只有一条,你不要走它就是了。所以你不能把‘口’藏起来,还要说话,只是不要再狡辩,而要坦白交待问题。”
  “那不还是咎由自取吗?”李真说。
  陈晓颖说:“当然,因为整个案件都是你咎由自取,不能推给别人,但现在可以凭你这张口的怎么说,来决定咎由自取是取得多些,还是取得少些。狡辩,那就取得多了,罪责加重了;坦白,那就能少取一些,减轻罪责。所以你开口交待问题,说得越充分,越彻底,对你越有好处。”
  李真说:“还有‘省’呢,我被押到外省,现在刚测了一个‘外’,再测测‘省’。”
  陈晓颖一笑说:“这就很简单了,‘少’、‘目’。”
  “怎么解释?”“这是一个警告。”李真不明白。
  陈晓颖说:“交待问题,开口说,说少了不行,得多说,说少了就变成了少目,没有眼睛了,瞎了。也就是说,这盘棋让你走瞎了,失败了,乱了套了,本来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局,但是因为你少说,而变得不可收拾了。所以你要多说。”
  不怕千招儿巧,只怕一招儿绝。李真沉默良久,然后调整了一下坐姿,长出了一口气:“我说了吧!”
  他颇为感慨地总结道:“这么多审讯者我都应付过去了,说实在的,他们个个都是高智商的办案专家。惟有您跟他们比较起来,在审讯技巧上还差得很远,但正是这一点反而帮了您的忙,我排斥技巧。您的人格,您的善良,打动了我;您的学识,您的哲理,征服了我。在中国我见过的检察官多了,像您这样的……唉,我还是说了吧!”
  李真开始一笔一笔地交待问题,陈晓颖不让助手做笔录,也不追问,更不提问,显出很严肃,很关心的样子,听着。中间很自然地“共进晚餐”。
  “共进晚餐”之后,又接着来。李真在交待问题前,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陈组长,上午我说漏了,就是向境外倒款的事,我等于都承认了,可是您为什么不追问我,而让我去吃饭呢?”
  陈晓颖说:“你喜欢可可吧?”李真说:“当然,非常喜欢。”“小时候把过他撒尿吧?”“把过。”“有什么体会?”
  李真深有体会地说:“那就是在他尿尿的时候,不能动,得把稳了,一动,他就不尿了。”
  陈晓颖微笑地注视着他,不再言语。
  李真想了一下,明白了。原来他对我采取了同样的对策,怕干扰我顺畅地说问题,所以才不追问我。对啊,我那种主动交待问题的良好心态,都是这样被他培养起来的。一追问,依我的脾气,肯定就不说了。就像可可尿尿一样。
  想到这里,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到17日晚9 时,李真一口气交待了1300余万元!
  当陈晓颖同助手们走出审讯室后,大家看着满天星斗,一言不发。忽然同伴们双臂伸向天空,大喊:“哇噻!我们胜利了!”陈晓颖却感到无比地沉重。
  他仰望西天,不远的山峰上,“百团大战”的纪念碑依稀可见,脚下的山峦就是当年激战的主战场,那是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而进行的一场血与火的纠缠与厮杀,人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在纪念碑的面前,后代人为它献上的是什么呢?和平、安宁、鲜花和笑脸吗?显然不全是,还有审讯李真这样贪官的事发生在它的身边。太有点对不起革命先烈了。太愧对革命先烈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尖锐地刺伤了陈晓颖的心。我们胜利了吗?我们真的最后胜利了吗?!
  就李真这个具体案件,我们仍然不能说彻底胜利了。谁能保证不会有反复呢?刘丽英同志一再强调:“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她为什么强调?就是担心反复。但这毕竟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这一突破,使专案组的领导和同志们欢欣鼓舞。
  李真108 天没有开口,第109 天开口了。
  侯磊一块石头落了地,悬着的心放下了。
  当他向丽英汇报这一情况时,刘丽英舒展开眉头,对专案组的工作和陈晓颖的表现,给予了表扬。但紧接着她又严肃地指出,工作并没有完结,说话是虚,落笔为踪,要一笔一笔把问题搞清楚,砸实了,证据、证言一样也不能少,要经得起检验,办成铁案。
  从6 月18日到6 月25日,陈晓颖带领助手,向李真一笔一笔地落实口供,做笔录。他还得绷着劲儿,内紧外松,讲究技巧———噢,李真排斥这个,那么换个词———艺术。这就是说,他还得背书,还得旁征博引,孔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周文王被囚禁而演《周易》,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唐诗汉赋,宋词元曲———这的确是艺术。李真认这个。没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文学知识做后盾,这8 天还真对付不下来。李真随时可以不说,也可以翻供,但是他没有。顶多有的问题想隐瞒一下,可是在陈组长的开导下,最终还是都说了。没有一回故意闹别扭,而是老老实实地一笔一笔地说,说完看记录,看完记录签字画押。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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